燕生先生把這個心波之說，也同樣來說明他的文學觀。他說：“文學是一種表現個人情感的工具，它的偉大與否，全視乎作者個人情感是否偉大？偉大的情感，即是不拘於個體小我的圈子內麵而能超出這個圈子者。人的情感如同無線電波，文學便是表現出來的波幅，如何長的電波能與長的電波相應。一個人的情感如果隻限於自私自利，則他的作品出來，必隻能供自己欣賞，不能喚起他人的共鳴。偉大的文學出於偉大的情感。文學家能以血與淚哀憫眾生，視他人的痛苦如自己的痛苦，即其作品出來才能激發他人的情感，喚起廣大的共鳴。這樣的文學才是偉大的，不朽的，活的文學。”
這無異明白的說，凡是成為偉大的文學家應該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情感的質要“真”，二是情感的量也要“大”。王靜安先生在《人間詞話》中說：“尼采謂一切文學餘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戚，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燕生先生極許此為見道之言，因為能以血書正見其“真”，而擔荷人類罪惡的氣概，非“大”何足語此？燕生先生又說：“人生許多矛盾衝突，都是由於我與我的交戰而來，文學上的題材，不外是描寫我與我的衝突矛盾。偉大的文學就是能舍棄了個體的小我而表現大我的情感；大我是與他人共同享有的，所以容易得他人的共鳴。”所謂共鳴，當然也就是心波的相感應罷了。
根據這個見地，所以燕生先生一貫反對個人主義的文學，而主張集團主義的文學。他對於當代許多人士所領導的個人主義的文學風氣，頗不謂然，他認為在他們的影響之下，青年們有的沉醉到愛欲裏去，有的迷戀到考據裏去，有的拚命學起幽默來，有的墮入頹廢的迷淵裏去，這些都隻是淺狹的個人趣味，對於國家民族的集團生活不特沒有幫助，而且大有損害。例如近人所愛好推重的魏晉六朝五代明末等文學，帶著個人主義的色彩極濃，而同時也正是民族衰微社會解體的時候，可見其中顯然有其因果的關係。至於文學的風格與技巧，他主張要光明俊偉，樸素大方；以詩為例，時人所走的晦澀堆砌和雕琢字麵的路子，認為正是走入魔道。因為本無真意境，才專門塗飾取巧，作字麵上的遊戲，這正是所謂“以艱深文其淺陋”的伎倆而已。燕生先生頗賞識《牡丹亭》與《紅樓夢》，謂明清兩代各隻有一個文學家，一個是湯顯祖，一個是曹雪芹。他說：“《牡丹亭》與《紅樓夢》之卓立千古，隻在其能用最精粹的自然之眼來解一情字耳。”因為文學之對人引起共鳴，真弄虛作假實實就在一個“情”字，換言之，集團主義文學的產生，尤其是要依靠心波相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