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在趙宋開國後又進入了一個活躍的階段。這一時期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主要是由於自耕農民數目的相對增多，一般農民減輕了一些束縛，取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生活多少有些改善，因而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得以提高。同時趙宋政府對於農業生產的推進，也采取過一些有利的措施，如像栽種桑柘，撲滅害蟲，限製火田，開墾荒地，興修水利，廣置倉儲，設官勸農，指導耕作，嚴禁宰殺耕牛，對農民分發踏犁等。
在手工業和商業方麵也有相應的發展。由於交換經濟逐漸興起，北宋社會出現了以下一係列的事實：貨幣使用量大大增加，並初次有了以“交子”為名的紙幣的流通；都市較前繁榮，鎮、市和鄉村中的定期集市也日益增多；工場手工業興盛，在技術和產量方麵都遠較前代發達，以取得工資為生的雇傭工人也大批出現；而工商業行會的組織也進一步的得到發展與鞏固。
但趙宋封建王朝是實行中央集權的，他們強化了統治，緊握大權，加強控製，以防割據勢力的出現。對其所禦用的官僚也不付與充足的行政權力；而隻是在經濟方麵加以放任，聽其剝削人民。北宋的立國政策是依靠地主階級作為支柱的[1]，其豪強公開兼並土地之風也越刮越盛。太宗趙光義末年在王小波、李順起義剛剛被鎮壓下去，宋朝政府便下令把荒廢的田廬，讓能加倍繳納租稅者占有，“於是腴田悉為豪右所占，流民至無所歸”[2]。李若穀知壽州時，豪右多占芍陂，俱屬上等良田[3]。王嗣宗知永興軍，所部兼並之家共60多族，而以真宗趙恒尊禮的隱士種放為首[4]。仁宗趙禎時，王蒙正倚章獻太後勢，在嘉州廣占良田，政府且下令免除其租賦[5]。鄭戩知杭州，溉民田數千畝的錢塘湖由於年久失修，葑土湮塞，盡為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日益淺狹[6]。越州鑒湖，能茫茫灌田八千頃，亦多為豪強所侵占[7]。這不過是千千萬萬土地兼並事實中的少數例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