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兵變極多，慶曆時期的起義事件也多由兵變表現出來。宋朝實行募兵製度，軍隊的來源除了營伍子弟以外，其他就主要由被當時統治階級所呼為無賴、罪犯、盜賊、饑民等類人員組成。就其本質來說，他們大都是生活難以維持下去的破產農民。北宋統治者一直害怕農民起義，他們為了削弱農民的反抗力量，特別重視養兵。太祖趙匡胤把養兵看成百世之利，認為“荒年饑歲則有叛民而無叛兵”。他實行養兵政策，把農民中的不穩分子羈縻起來，並把他們轉化為鎮壓人民的統治工具；但這種企圖也是不容易實現的。由於封建統治者的貪婪，下層人民受到的剝削和壓迫越來越嚴重，一旦遭遇水旱饑荒，便會有大量流民湧現，社會中早已隱伏著的矛盾即會轉化為公開鬥爭的局麵，這時兵變和民變就應時而生了。
宋政府在西夏戰事發生後，“始籍民兵，俄命刺之，以補軍籍。遂於陝西、河北、京東西增置保捷、武衛、宣毅等軍；既而又置宣毅於江淮、荊湖、福建等路，凡內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百萬，鄉軍、義勇、州郡廂軍、諸軍小分剩員等，不列於數”[45]。他們編組兵隊，強迫農民從田地裏脫離出來，並在農民的麵上黥刺著實際代表侮辱的記號，從此就永遠不能回複生產。在對西夏的戰爭中，緊急募兵的地區很寬，不特**了黃河流域，且使長江以南的廣大區域亦不得安寧。整個社會在“物力窮困，人心怨嗟”的情勢下，岌岌不可終日；統治階級中的富弼便感到“西戎（按指西夏政權）已叛，屢喪邊兵，契丹愈強，且增歲幣；國用殫竭，民力空虛，徭役日繁，率斂日重；官吏猥濫，不思澄汰，人民疾苦，未嚐省察，百姓無告，朝廷不與為主，不使叛而為寇，複何為哉？”[46]受著嚴重壓迫的廣大人民群眾在沒有退路時，就隻有以起義的形式來向封建統治者進行鬥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