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何其芳相識結交，始於在萬縣縣立中學讀書期間。他讀中學班，我讀附設的三年製師範班。在我班上有一位杜深浦同學，品學優秀很受大家尊重，我是通過他，才和其芳逐漸加深了友誼。1927年寒假期中我母親一病故，我就成了無家的孤兒；於是其芳便約我到他鄉居的家中度過了那段時期。次年開學後，我和其芳，還有孫琴俠在校內同住一間寢室。後來，由於孫琴俠和學校訓育主任發生糾紛，其芳和我也被牽連，竟同時受到開除的處分。後經一位姓熊的英文教師從中調解，我們三人才有機會一同轉學到重慶江北治平中學就讀，當時頗有“流亡”之感。
我因境遇艱難在1928年初中畢業後，不得不投身涪陵鄉下去教小學；次年夏，其芳、琴俠同時畢業，他們又結伴前往上海求學。大概由於年齡相若、性情投合的關係吧，以後便和其芳經常通信，而對琴俠則沒有什麽聯係。
其芳在上海住了一年，接著又去北平住了幾年。他在上海中國公學的期間，我從通信中發覺他的性格變得“奇突”起來了。有時他是那樣狂放不羈，否定一切，甚至否定自身的存在；但興奮激越的感情發泄一過之後，接著又在他身上罩上灰色的迷霧，他寂靜無聲，沉默得像蠶子的休眠狀態。這對當時的我是很難理解的。現在看來，他正是在經曆著一個苦悶的時期，也是彷徨於人生道路莫知所從的危險階段。如果他解不開這個結，打碎不了自身帶有的精神枷鎖，他可能從此消極悲觀，永遠沉淪下去吧。他在不可忍耐的一陣躁動之後，又被迫安靜下來，他在信中時時使用著“沉默”“寂寞”一類的暗淡消沉的詞語，就反映了他當時找不著出路的痛苦。幸喜他冷靜下來，從生活的體驗中，他“變成與從前不同了”（見信五）。但究竟還是“變”得很有限的，用他自己的話說，也不過“自喜少年結習，殲除殆盡”（見信七），心情安定一點，老練一點，不像以前那樣急躁，顯得幼稚罷了。他的帶有根本性的轉變，我認為是他在北大畢業以後到山東萊陽教書的時候。這時他在所寫的詩《雲》中說：“從此我要嘰嘰喳喳發議論。”在所寫的《一個平常的故事》裏也追述說：“在那裏我的反抗思想才像果子成熟。”他到山東萊陽鄉村師範學校教書，這是他初次走出書齋投身到現實社會的開始；從此，他才了解災難中國的人民群眾正在思想些什麽或需要些什麽。他從過去的沉睡中清醒過來，便一反故常，樂意靠攏群眾，懂得了天下大事，認清了時代的潮流，而且也才獲得了一種新的力量，產生極大的勇氣，敢於麵對現實，挺身出鬥！1937年他回到故鄉萬縣不就是明白宣稱過嗎：“兩年多來我肯定的認為一個人應當‘怨天尤人’。”而且作了進一步的解釋：“我這牢騷並不是純粹從個人出發而是對著整個社會環境，所以若是願意用冠冕堂皇一點兒的話說，就是不滿意現狀。”（見信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