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二年六月二日，杜太後於其臨終之頃，命趙普寫下遺囑，藏之宮中，這就是所謂“金匱之詔”的故事。這件事情，載於正史，見於傳說，莫不以為的的可憑；但我將此事徹底地考究一番之後，覺得它實在有使人難於置信的地方。“金匱之詔”事之見於記載，以李燾所稱的《新錄》及《正史》[34]二書為最早，屬於官方的材料，惟其書今已不存；其次則有司馬光的《涑水記聞》，可以說是當時社會最有力量的一種傳說；再到李燾的《長編》，則利用以上材料及《太宗實錄》，大加刪修，消除了史實本身的矛盾，雖整齊歸一，最為圓備，然而卻大大改變了原始史料的麵容。至於成書略早於《長編》的《東都事略》及元代修成的《宋史》，他們記載此事似皆以《三朝國史》為最基本的藍本，惟其間亦有添改的痕跡，已不全是《國史》的原態。現取《涑水記聞》與《長編》兩書所載之文，比照其異同之點如下：
李燾《長編》記述此事後，下附《考異》，對其揀擇材料，有所說明，是一段極為重要的文字。他在這裏告訴我們，《舊錄》根本未載此事；《正史》及《新錄》載有此事，但稱太宗亦同受顧命。他認為“太宗入受顧命”與後來趙普上章自訴之事，顯有抵觸，因此遂以“《正史》《新錄》容有潤色”為辭，而於太宗入受顧命一事，加以排斥。《涑水記聞》未言太宗入受顧命，他表示讚從；但《記聞》的傳位二弟說，他又明白給予否定的意見。這樣一來，自然解救了原始史實的矛盾，修飾得圓潤無漏，然而史實的真相，是否如燾所想，倒大有商量的餘地。因為李燾先確定了一個前提，以為趙普口中道出的“金匱之詔”一事，絕對真實可信；及見別方麵所傳與此不合，便隨便斷定為失實非正。李燾在此種任情去取的態度之下，拚湊成功了他的《長編》所載的情形。他在表麵上固然齊一了分歧，把有疑化為無疑；但他用以齊一分歧的根據既然異常薄弱，則其自視以為無疑者，我們仍然覺得有疑尚在，實際上並未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