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先生是怎麽說的。文章開篇雲：
中唐以下之三百年間，為吾國社會之一劇烈蛻變時期。於時舊文化體係由動搖以趨崩潰，而新文化之端緒，亦嶄然露以頭角。此長期醞釀發育之中，雖嚐回流急湍，頓起波折，然至宋仁宗慶曆之世，文化更新之局，遂如瓜熟蒂落，臻於功成。自是世局改觀，形質煥變，無異為中世近世曆史畫一明朗之大界。[32]
而此文之作，“乃就此期中平民社會崛興之事實，考察其於慶曆時代之全麵文化更新，究有何種淵源與影響？並藉窺此一偉大變革之意義與價值，以明中國近世文化之趨向”。故文章的核心，是這一時段平民社會之崛興。主要通過科舉之影響、經濟之演變（含兼並激烈、商業活躍和都市發達三節）以及南方的開發三方麵來論證。
在吳先生看來，門閥衰落和平民解放是這一時段基本的階級升降，“頗似晚周社會現象之複演”。尤其平民解放使原本靜凝的社會轉趨活絡，同時也因已定型的社會結構被毀壞，“組織解體，無多拘束之力；由是個性發展，思想趨於自由，人人務於表現才能，生活競爭轉激烈，則社會之動進不寧，自有必然之勢”。因此，文章也以較大篇幅論述了“平民社會之病態”，表現為“政治理想之卑”“國計民生之困”和“社會風俗之陋”三部分。文章最後說，新的社會中“文人無行，蔑棄繩檢，世風汙陋，實堪可驚”。蓋因
平民社會之出現，無領導之階級以明示型範，無中心思想以提攜人生，林林總總，蠢然而動，熙熙攘攘，惟利是競。濁波混流，正複彌漫。慶曆變革之偉大文化運動，蓋即誌士仁人，不安於汙穢凡陋，遂乃致其精誠，趨赴理想，矯時變俗，而嶄然開出另一光煥之新境者也。
一個社會到了讀書人也“無行”的時候，世風的汙陋，乃是自然的結果。而“無領導之階級以明示型範，無中心思想以提攜人生”，則是最基本的原因。類似場景，或許是社會“轉型”時的常態，今人或不無似曾相識之感。而是否能有不安於汙穢凡陋的誌士仁人，“趨赴理想，矯時變俗”，開出另一光煥之新境，恐怕也是所有“轉型”社會能否產生一偉大文化運動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