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有一國之民性，一代亦有一代之風氣。漢唐之儒恢宏，宋代之儒峻厲，斯即風氣之異也。宋儒之所以成其峻厲，原於理性之推崇：立身行事，以為依歸，學術各方麵亦莫不具此特色；不僅後人稱其關於心性修身之探究曰“理學”已也。故就有宋一代學風言之，實可謂為理性主義時期。其時儒者理想高遠，猛於進德，氣節之盛，比於東漢。[1]如下所述兩種最顯著之精神，蓋即理性主義之表現矣。
一曰自信。
宋儒處事接物，務明是非，果於負責。治學方麵，尤為顯然。其信一說持一理，必求心之所安而後已，對於任何權威，絕不盲從迷信。其於治學之第一步，倡導懷疑，最重深思自得。[2]然懷疑深思，僅為其治學之手段或功夫，而非終極之目的。蓋思想經過多方縝密之洗練，最後所得之結論，乃能真實無妄；此種真實無妄之結論，即程頤所謂“自信”是也。故宋儒治學以懷疑始，而以求得自信為終的。[3]此種自信，乃宋儒用其畢生精力以祈求之者，得之不易，宜乎執之甚堅，不因外力而搖奪也。吾人閱讀國史，於曆代士大夫阿世苟同之習，屢見不鮮，惟宋儒則常有以異乎此。斯蓋人人守其自信，自必以公忠為心，負責任，審是非，而不容有鄉願之行也。史稱仁宗慶曆間，杜衍、範仲淹、韓琦、富弼諸人列朝，友誼肫摯，常相褒重，致為不滿者所攻，指為朋黨專權，黜居於外。五年三月，歐陽修上書辨其誣，稱杜範諸人，和而不同，實有古君子之風。其言曰：
衍為人清審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性既不同，所見各異，故議事多不相從。如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弼力言契丹必不來；又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琦則是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洙。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居則相稱美，議事則廷爭無私，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畢沅：《續資治通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