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二程兄弟是宋代道學的奠基者，程頤（1033—1107年）稱程顥（1032—1085年）生孔子千百年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使孔子之道“煥然複明於世”，“蓋自孔子之後，一人而已”（《宋史》卷四二七《程顥傳》）。這正可說明宋代道學和孔、孟儒學有著密切的內在聯係。我認為如果用“天人合德，反本創新”八個字，便可表明它們思想脈絡的共通點。
孔子整理六經，自謂“述而不作”，實則是“以述為作”。孔子以前傳世的文獻都是“公言”，沒有私人著書之事。（參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二《公言》）他通過對六經的整理，既總結了我國上古政教文化的要義，同時也表達出他自己的觀點和主張。我國遠古社會，即有敬天的信仰習俗，三代以來的統治者都稱受命於天，下禦萬民，商、周兩代，莫不如此（《詩經·商頌·玄鳥》及《小雅·生民》）。孔子生於春秋之末，作為一個誌切救世的思想家和傑出的曆史學家，他關心現實，期求撥亂反治。其道既不行，則揭示民族文化傳統精神，寄希望於未來。孔子在繼承的方麵，讚揚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他把這些被理想化了的聖人，奉為楷模，因為他認為這些治國撫民的人物，能本至公，上同天道。但孔子對於天的傳統觀念則作了重大的改變，他把作為人格神進行賞罰的天，揚棄了它的宗教迷信部分，而仍保留了崇敬天或天道的宗教精神。並常引申發揮，切合於人事，使人受到啟瀹，成為奮勉的動力。例如他常從大自然的直接感受中，發抒出企求使人生向上的道德思想意識。“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又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他從川水的流逝，滔滔無歇，寒來暑往，時節如流，禽飛獸走，物類繁興的自然景象中，深悟道體，足明天人之不二。《易·乾象》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道取法天道，便成了儒學的根源。據《論語》所記，孔子是罕言“性與天道”（《公冶長》）的，而這個“性”與天道的問題，則成了後來宋代道學家全心探索的重點。從孔子的思想進行分析，他是認為人道（人生界）不能自外於天道（宇宙界），所以人應順承和效法天則，《易傳》說：“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和萬物都由此孕育出來，大自然充沛著生命現象，延續、發展、變化，永無止息。儒家提倡的“仁”的學說，實際就是從大自然的生命現象體會出來的。他們認為天人同源，人性不異天性，孟子講性善，根據在此。他們認為人性表現有不善，或由氣質之偏，或由習俗所染，通過人的自覺努力，反之於初，便可契合天性，孟子說：“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程頤解釋：“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1]人通過學習，乃能達到為善。這就是所謂“複性”，“複性”也就是“反本”。中國學者好言“複古”與西方現代宣揚“進化”，著眼點有所不同。前者認為古代純樸（實由當時社會生活範圍狹小，血緣關係密切所致），後世則多機權變詐（當由物質文明大進，社會活動擴大，且貧富懸殊，爭奪益甚所致），雖知識技術，後勝於前，從道德品質看，一般情況則是今不如古。四川學者劉鹹炘曾暢發其義，他說：“德性靜本於先天，智力動起於後天，夫靜故必逆而後得，動故以順而愈推。德性前勝於後，智力後勝於前。”[2]他引清初學者唐鑄萬的話說：“眾人順年，聖人逆年。知與年加，見與年加，聞與年加。知浚沉心，見博複心，聞蓄忘心：三者根心，遂以戕心。”又說：“男子溺於世而離於天，婦人不入於世且近於天；丈夫溺世而遠於天，孺子未入於世而近於天。”[3]這種智勝德衰說，和孟子重赤子之心，其理據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