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論述五點，從中可以看出道學家們在思想上的創新和成就。
第一，尊重理性。
宋代道學家看重一個“理”字，評判是非得失就看他能不能合乎義理。漢、唐儒學著重訓詁章句的解釋，師門相傳，視為教條，不敢輕加議論。宋代新儒風氣，不特敢於懷疑經傳，而且還要議經改經。陸遊就曾注意到這一點：“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係辭》、毀《周禮》、疑《孟子》、議《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改經，況傳注乎！”宋代道學家就是在這種風氣中成長起來的，他們論究的中心又是關乎宇宙人生的哲學問題，前無蹊徑可循，多靠深思獨創，以此他們反對盲從迷信，不承認有不容許挑戰的權威，他們無例外地都提倡懷疑深思。周敦頤說：“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則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通書·思第九章》）張載說：“不知疑者，隻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必有不行處，是疑也。譬之通身會得一邊，或理會一節未全，則須有疑，是問是學處也；無則隻是未嚐思慮來也。”（《宋元學案》卷一八《橫渠學案下》）程頤講學，強調此意更多，如說：“學者先要會疑”；“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思則得，不思則不得也。故《書》曰：‘思則睿，睿作聖。’思所以睿，睿所以聖也”（均見《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五）；“人思如湧泉，汲之愈新”（《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四）。他們提倡懷疑，不是否認一切，提倡虛無主義，而是通過懷疑的考驗，最後建立起基礎穩固的自信心。程頤說過：“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之於仲尼，得他語言，便終身守之，然未知道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於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宋元學案》卷一五《伊川學案上》）朱熹就這個問題還作過現身說法：“某幼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隻在毫發之間，才失腳便跌下去。”（《宋元學案》卷四八《晦翁學案上》）他指點學者，把疑以求信的經驗過程，談得親切有味：“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一番後，疑漸漸解，以至融會貫通，都無所疑，方始是學。”（《晦翁學案上·語要》）朱熹還表示了“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寶貴意見，他說：“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雲不敢輕義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出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淪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隻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諸家學說相比，並以求其是，便有合辨處。”（《河南程氏遺書》）與朱熹同調的張栻，和朱熹討論過“決存信”的問題，他回信說：“所謂讀書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理義之所在，如其可取，雖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其可疑，雖或傳以聖賢之言，亦須細加審擇，斯言誠是。然虛心平氣，豈獨觀書為然？某既以承命，因敢複以為獻也。”（《宋元學案》卷五○《南軒學案》）又如永嘉學派的開創者薛季宣，曾師事二程門人袁溉，他向袁溉問及義理之辨，袁溉告訴他：“學者當自求之，他人之言，善非吾有。”（《宋元學案》卷五二《艮齋學案》）倡明心學的陸九淵認為：“學問之功，切磋之始，必有自疑之兆；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又明白提示學者：“不可隨人腳跟，學人言語。”（《宋元學案》卷五八《象山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