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次抗戰，雖然僥幸獲得了一種“慘勝”，但不能及時把握勝利的成果，卻越發加深著悲慘的氣氛；舉目一覽當前的國家局勢，禍亂擴大，民不聊生。大多數人所關懷的，乃是如何救死的問題，至於複興之望，繁榮之想，簡直都成了太渺茫的幻影。“四強之一”的名號，我們顯然已經不好啟齒，國際對我輕藐鄙視的批評亦日漸露骨，這一切正好說明中國人到現在還依然跨不過這個所謂“國恥”的階段。今天，此一富有曆史教訓之國恥紀念日又突然降臨，我們追懷往事，痛定思痛，實不能無所感慨，故願提出此一國恥之關係人物袁世凱加以討論，藉以說明一個30年前的中心人物，其所以將成而終敗，並非由於命運的偶然；造惡因者，必食惡果，這是必然的理則。袁世凱為一十足代表性之人物，其早期之成功也，在於聰明機變，最善自私自利；最後一敗塗地，便難收拾者，亦在於此。前人嚐說：“以銅為鑒，可正衣冠；以古為鑒，可正得失。”我覺得袁世凱的心術作風，是一麵最好的鏡子，此後要為中國的前途開辟新路，大家都有來照照的必要。
袁世凱隻活了58歲，綜觀他一生的事跡，機警善變，果毅有為，實算一個傑出的人物；他在中日甲午一役前，以清廷使臣資格，應付朝鮮動亂的局麵，眼明手快，乃為日人所忌，李鴻章亦特別賞識，他堪稱一個“幹員”。康有為、梁啟超等鼓吹維新變法，他參加強學會，讚助甚力，他當然又算得是一位識時務的“誌士”；但旋在新舊兩派劇烈鬥爭，行將發生政局巨變之際，他審擇利害，決然出賣“戊戌六君子”及清德宗，又轉變為一個見利忘義的“市儈”，他由此邀承慈禧太後的恩寵，取得山東巡撫的職位。在庚子變亂中，與粵督李鴻章、江督劉坤一、鄂督張之洞等合議劃境自保，因之太平軍不敢入侵山東一步，遂得“才堪應變”之譽，不久且繼李鴻章為直隸總督，還兼著商務、路政、電報、外交、練兵等大臣榮銜。李鴻章、張之洞謝世之後，他竟簡直成了廟堂支柱，唯一的“能臣”。可是宣統繼位，攝政王載灃輔政，卻對袁世凱來了一個報複性的打擊，於是他不得不“退隱洹上”了。然而革命軍起義武昌之後，全國紛紛響應，清廷震驚失色，弄得手慌腳亂，便隻好懇請袁世凱以宗社為重而出山挽救危局；但他心裏有數，乘勢擺出一種姿態，總是堅臥不起，遜謝不敏，等到清廷被迫無奈，一切條件講好，他坐上內閣總理大臣的交椅，便再不推辭了。他總攬政權，手握重兵，在清廷與革命軍二者之間卓然形成第三勢力，既以革命軍之矛來攻清廷之盾，複以清廷的招牌，來作虛轟革命軍的討價還價的工具。他操縱自如，左右逢源，結果就這樣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他再起之初對外宣稱是：“惟有益堅盡瘁之初心，勉竭鄙力能至，奮此愚忠，戰彼群魔，但求皇統之能保存。”曾幾何時，在他得到南京民國政府對之表示擁護的時候，他竟毫不躊躇地“忍負孤兒寡婦”而轉移其皇統了。他這種行徑，顯然是與曆史上的“權奸”，先後如同一轍。他為要跨上大總統的寶位，言論又是煥然一新了，他對南方侃切表示：“共和為最良國體，世界之所公認”，“從此努力進行，務令達到圓滿地位，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民國元年三月，他在北京行大總統正式受任禮，更明白宣誓：“世凱深願竭其能揚共和之精神，滌**專製之瑕穢。”時過境遷，這些幌子又成了功成身退的廢物；他這種哪裏說哪裏丟，完全不守信義的作風，又是活靈活現的流氓派頭。他當時最不滿意的是那般叫囂淩厲的所謂黨人，他的雅量容納他們不下，他決心清除這些搗亂分子。他為了爭取自己的成功，為目的不擇手段，便遠師李斯佐秦並滅六國的老辦法：“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施行這種黃金白刃政策的結果，宋教仁首遭其犧牲，且引起贛寧之役。於時袁世凱籌款練兵，早有布置，勁旅南下，隨即底定，便誌矜意潢起來，以為武力可恃，民心都已歸附，從此更不免把政治看成一種“玩弄”，一般希寵之徒，如楊度、胡瑛、孫毓筠、李燮和等果真成了豬仔而鑽入牢籠。他們迎合意旨，要請大總統再高升一步，當然隻有“帝製自為”了。但是真正有理想抱負的人才，黃金白刃還是沒有用處，梁啟超、蔡鬆坡、唐繼堯、李烈鈞諸人崛起邊隅，振臂一呼，一個美輪美奐的新朝局麵忽然破綻百出。眾叛親離使袁氏一籌莫展，竟憂憤以死。以他那樣老奸巨猾的人物，乃因蔽於一念之私，以身家性命作孤注之一擲，這未免又太富於“冒險家”的氣質了。總之，袁世凱以一舊官僚之身，而能夠兼備“幹員”“誌士”“市儈”“能臣”“權奸”“流氓”“冒險家”一連串的性格，誠可謂雄才大略，不以一德自拘了。袁世凱作了83天的洪憲皇帝，卻因此造成自身的毀滅，這應該是一件值得哀痛惋惜的事。因為他是傑出的人才，而國家社會要培育出一個傑出人才，不是甚麽容易的事，所以袁世凱的自我毀滅，平情而論，不隻是袁氏一人一家之不幸，而實在是我們中國之不幸。假使袁氏正位大總統之後，一秉大公，為國服勞，以其智略才幹之美，又當人心求治甚殷之時，其所成就，豈可限量？乃不知出此，舍坦****的大道而就邪曲荒絕之小徑，身敗名裂害了自己，亦禍國家。哀哉，我之哀袁世凱，亦正所以為中國哀也！我常覺得，袁世凱具大有為之才，又居大有為之位，而他絕對對不住國家民族的地方則有兩點：其一是他延誤了中國至少50年的進步。他賣友賣君，以致造成戊戌政變的慘局，這是摧殘了中國方在抽芽的憲政生機；洪憲稱帝的演出，他偽造民意，劫持輿論，又來推翻共和，打擊民主。這兩件事都是抑挫進步，無異使中國曆史向後倒退。戊戌維新的失敗，使清廷的腐舊頑固勢力再苟延殘喘達十餘年之久，袁氏因稱帝而坍台之後，中國由統一的形勢轉為軍閥割據之局，擾攘不休，戰禍頻仍，其流毒實迄今而未已。其二，由於他太缺乏政治道德，把社會風氣敗壞得太厲害。他是典型的官僚，他一心隻想“使天下英雄入吾轂中”，而徹底忽視民瘼；他最虛偽，善於扮戲，欲擒先縱，忸怩作態。平時口口聲聲總是高叫“道德、理義”，而實際卻專進行反道德反理義的陰謀。這種情形，外國人看得尤其清楚，日本大隈重信批評他說：“袁氏頒布命令，往往好用華美之文詞，以自文飾，非援用古聖賢之格言，則侈陳愛國愛民之苦衷。在言者恬然不以為恥，見者亦夷然不以為怪，此蓋習慣使然，尤為中國可恐之一事。蓋重文字輕實行，則凡古聖先賢之所垂訓，經史集傳之所記述，皆不免為悅耳目娛心誌之具。甚且躬蹈萬惡，仍可假文字以欺人。”這個針砭，不徒擊中袁氏要害，實在是可以適用於我國一般的官僚。袁氏以一個居高位而領導風氣的人物竟特別傾注其心力於這“言不顧行”“欺世盜名”的伎倆，是其影響於世道人心是如何的重大啊！袁氏雖死，這種流毒確是變本加厲：說冠冕堂皇的話，做肮髒罪惡的事，這幾乎成了這二三十年來的官場通病，袁氏始作其俑，所造罪孽實在不小。以上所指陳的兩點我認為袁氏應該負有極大責任。自然，倘還有人要為袁世凱謀開脫，也未始不可談出一番道理來，譬如說：一個政治上的大人物他是習慣於作權力意誌的鬥爭，為了成功，哪能麵麵顧到？又如說政治道德的樹立不起，這是自來已然的事，袁世凱在壞風氣中孕育出來，而又才智超人，善於玩弄政治的技巧，他偶然跑在前頭，實不足怪。這雖然也是根據部分事實的看法，但我們再深入一層，加以研討，仍不能不特別惋惜他的“不學無術”，枉自做了一世奸雄：第一，他隻追求個人的成功，而不知爭取國家民族的成功。官僚臭味、英雄思想使他與人民大眾遠遠隔絕，對於中國民族曆史文化既毫無素養，又利令智昏，敢於違抗時代的潮流，他如何不招致最大的失敗？第二，清末官場本鬼蜮世界，他自壞風氣中陶冶而成，並由此起家，所以他深深了解人性的弱點，遂從而盡量利用之，把社會的黑暗麵看得太多太慣，反而不大相信社會尚有光明的一麵；於是勇於為惡，習與性成，視為當然。他過分重視隨順時風所能獲得的種種便宜，卻忽視了隨順時風的人往往也會自食其果的事實。是以政治上的人物，成功於陰謀者，亦常失敗於陰謀。逆取而不順守，猶如以水濟水，其勢自必不久。袁氏當國，徒計個人之得失利害，而無遠大的理想，其勢威赫赫，雖若足震懾當世，但無精神上的號召力量，基礎不穩，一有蹉跌，極易瓦解，這本是暴力政治必然的命運和應有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