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誕辰百周年紀念及《推十書》影印版而作
一、生平簡介
五四運動後，新文化浪潮湧入四川。鹹炘先生為了了解西方曆史文化，又廣泛閱讀有關譯著，潛心研究，更加擴大了視野，灼然有見中西學術文化的差異，乃抒發其睿識心得，著論公之於世。
關於劉先生的幼年學習情況，朱炳先同誌寫過一篇傳略，有翔實的記述：
幼絕聰慧，初學步即喜書，四齡即常問難於父。五歲，日窺雞群，仿前人弄筆，仿作《雞史》。早隨從兄鹹榮（字豫波，清拔貢）學。未幾，鹹榮語人曰：“四弟（墀按：鹹炘於劉沅孫輩中行次二十四，其後人稱四先生）聰慧異常，所問輒涉深博，吾不能勝任教事也。”於是其父乃身任教事，暇則聽其自修。平日最喜翻閱書籍，日恒由書齋抱書數十冊入內樓（讀書樓，後名內樓），閱竟複送歸書齋，出入往返，日常數次。時僅九歲，族人戲謂之“老秀才”。太夫人笑比為陶侃之運甓而憂其雜泛無成。父曰：“老四自有用地，不必為之過慮也。”
劉先生短暫的一生，經曆十分簡單。他主持尚友書塾，直到逝世。治學成績既大顯，先後受聘為敬業學院哲學係主任、成都大學及四川大學教授，還被聘為四川省通誌館校理。這些工作和職務，都與他研究的學問是分不開的。他教學深受歡迎，往往教室坐滿，門窗外還擁擠著旁聽的人。他在1924年把編寫定稿的《蜀誦》送請通誌館館長宋育仁一閱，宋看後即將稿本交全館人員傳觀，認為極有價值，可作撰編通誌的範本。
劉先生做學問很專誠，穩紮穩打，從來不亂步法。他抱有經世致用的宏願，說他的理想是“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庶乎近之吧。他甘願坐冷板凳，從不貪圖仕進，這是有事實可證的：北伐勝利後，吳佩孚逃川，想搜羅人才，東山再起，曾約晤於成都草堂寺。劉先生和吳隻談學問，不涉政事。1930年劉湘約任21軍秘書長，亦婉言相謝。可見先生“隱居求誌”，具有“淡泊”和“寧靜”的素養，以學為樂，不同流俗。他的生命十分短促，但他的《推十書》即多達231種、1169篇、475卷、350冊（見1936年刻成的《推十書類錄》）。從此一端不難看出：他在治學上獲得卓越成就，不隻是稟賦聰慧，實具有自強不息的精神和條理謹密的辦事才能，然後才會取得這種結果的。劉先生生活的年代，四川僻處西南，交通不便，他珍惜時光，不好社交，所以在省外就談不上什麽知名度了。隻有梁漱溟很欣賞他的見解，他對人說：“我到成都優先考慮要做的事，一是參觀諸葛武侯祠，二是訪問劉鑒泉先生。”他曾把劉撰的論中西文化異同的《動與植》一文轉載於他的《中華民族自救運動的最後覺悟》一書中。還有浙江張爾田（字孟劬）是一位研究章學誠之學負有盛名的學者，他看了劉先生的書後，不禁稱讚說：“目光四射，如珠走盤，自成一家。”以上二事，乃是極少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