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舒先生在學術、教育事業上的卓越成績，是和他在艱難身世的鍛煉中所養成的思想信念分不開的。他對自己要求嚴格，而對人則存寬恕，他在漫長的生活曆程中，安於起碼的低生活水平，不知疲倦地勞動，從來沒有工作日和星期日的區別。所以把他稱為“鞠躬盡瘁”或“自強不息”的人，絕非虛譽之詞。
徐先生身體健壯，體形魁梧，早年讀書清華國學研究院，愛踢足球，以後便沒有這種機會條件了。他每日的時間都是在讀書、研究、寫作、教學和辦理公務中度過的。中年以後，住居成都也偶爾看看川劇，在小院地裏種點花草，也間或展觀字畫，外出則逛新舊書店，目的在搜求教學和科研資料。他一生不吸煙不飲酒，不講究吃喝，也不喜社交應酬。他這“一切從儉”的作風，給他帶來的好處是使他心專誌一，精力集中，並充分運用全部珍貴的時間，以從事他認為最有意義價值的工作。三百年前王夫之在《俟解》中說：“儉所以為德之共者：儉則事簡，事簡則心清，心清則中虛，而可以容無窮之理，而抑不至浮氣逐物，喪其所知所能之固有。”用這段話來檢視他的事業成就，實屬恰當之至。重耕耘不問收獲，務創造不圖享受，人以為苦為迂，他則怡然，自足其樂。
在那“人妖顛倒是非淆”的歲月裏，有人勸他寫篇“西南女國”的文章，以邀恩寵而圖幸免，他蔑視威逼利誘，寧願受苦，以保全理性的尊嚴。別有用心的人誣蔑他走“白專”道路，不靠攏人民，有失政治立場，這顯然更不是事實。他作為一位曆史學家，從來是渾身充滿愛國熱情的。他在“九一八事變”後，對日寇侵華懷有深刻的義憤，進行了《東北史綱》的編寫，給日本禦用學者製造謊言以有力的駁斥。嗣敵寇的魔爪深入華北，大放其“王道樂土”和“東亞共榮”的濫言，他即在《殷周之際史跡之檢討》一文中，予以揭露和批判。這都表明他並未因從事科研而喪失抗暴的敵愾。新中國成立以後，他領受黨和人民給他的榮譽，忘己赴公，奉獻出來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甚至他在飽受折磨，已臻老衰之年，還不忘伸張正義，以學術報國，發表了《〈交州外域記〉蜀王子安陽王史跡箋證》的論文，對當時越南當局奉行的小霸權主義的悖謬行為，作了必要的規正，這不特是他愛國主義立場的表現，同時也為四川曆史增添了光榮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