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弗利德利希·席勒的觀點，劇院應該是一個道德講壇。席勒提出這個要求，幾乎沒有意識到，當他在舞台上談論道德的時候，可能會把觀眾趕出劇院去。在他的時代裏觀眾根本就不反對談論道德。後來弗利德利希·尼采罵他是澤瓊根[1]的道德號兵。對尼采說來和道德打交道是一件悲哀的事情，而席勒卻覺得是件十分愉快的事情。他不知道世上有什麽比宣傳理想更加快樂、更令他感到滿足了。當時資產階級已開始形成民族意識。布置自己的房屋，誇耀自己的帽子，盤算自己的賬目是最大的娛樂。相反，房屋坍倒，帽子必須賣掉，要為賬目付出犧牲，的確是一件悲哀的事情，一百年以後的弗利德利希·尼采正是這樣看的。他已根本不可能再侈談道德，更不用說談論前一個弗利德利希了。
甚至許多反對史詩體戲劇的人都認為它太道德了。在史詩體戲劇裏道德的討論處於第二位。它希望，少談論道德而多學習。誠然，要學習，接下去就是困難關頭：關於曆史的結語。我們當然不能斷定我們對學習抱著很大的興趣，而且於此沒有其他顯而易見的目的，並且，我們將為自己的學習成果而驚愕。在我們的環境當中無疑存在著一些令人痛心的不和諧，難以忍受的境遇，這種境遇不僅僅是從道德上考慮而覺得不可忍受。
饑餓、寒冷、壓迫，人們絕不僅僅是從道德上考慮而感到不能忍受。我們探討這個問題的目的，也不是隻為著引起道德考慮來反抗一定的環境。（這種考慮常常易於出現，當然並不是對所有聽眾都是這樣的——譬如對於通過這種環境而獲利的人們很少能引起這種考慮！）我們探討的目的是為了找到一種能夠消除這種難以忍受的環境的方法。我們不是以道德的名義說話，而是以受損害者的名義來說話的。這其實是兩種不同的事物，因為常常有人借助道德的觀點告訴受損害者，要他們安於現狀。人們是為了這樣的道德先生而存在，並不是道德為了人們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