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詩學觀念的互補性,反映到詩歌創作上,就出現了種種複雜情況。有的詩人身居廟堂之上,卻心隱山林之中;有的詩人身寄山林之中,卻心在廟堂之上;還有的則以進與退為依據,進時寫美刺之作,退時則以寫山水詩、田園詩娛樂自己。他們總能在詩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達到某種平衡。
儒家、道家和釋家的文學觀的確有其對立的方麵。事實上,儒家思想是入世的、現實的、積極的、社會性的;道家思想是出世的、超現實的、消極的、個人的。儒家著重人倫道德的匡正,禮教的約束,以道德、功用作為詩歌寫作的基本指引;道家著重真性的保存,無為的向往,認為詩應該“妙造自然”,“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可不止”。儒家的文學觀念有一定的限製;道家的詩學思想,則絕不受約束。兩者相反而相成,形成中國文學觀念的主要特色。
儒家、道家、釋家的文學思想也有其相同和互補的一麵。這裏我們想指出兩點。
(一)儒道兩家都主張“和”,“和”是儒、道、釋三家的交切點
儒家主張在人與人的關係中,“以和為貴”。道家則主張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中也要“與天地萬物相往來”,與自然保持“和”的關係。為什麽儒家和道家都主張“和”或“和而不同”呢?這就與先秦儒家與道家所產生的社會經濟狀況和時代背景相關。中國雖然有很長的海岸線,但在長達幾千年的曆史發展中,中國古人迷戀黃河流域,耕作是他們生活的主要來源。這樣,絕大部分人口都從事著農業。農業收成的好壞,關係到他們的生活的好壞。對土地的關切,對在這塊土地上勞動著的人的關切,如何保護好自然,如何組織好農人,成為那時不同派別的思想家共同思考的核心問題。長期以來,古老的中國把人分為四等,這就是士、農、工、商。士是土地的擁有者,他們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的擁有者,農是在土地上勞作的農民,從“無”中生產出“有”,最值得尊敬。所以古代中國一直存在著“上農”思想,而對僅僅販運貨物的商人,則有諸多不好的看法(《呂氏春秋·上農》篇)。先秦的儒家和道家的原創者,在“上農”這點上是一致的。道家熱愛土地,熱愛自然,土地和自然是農民立足之本,倘若自然遭到破壞,農民就失去根本。他們的理想是“小國寡民”,有各種器具,但不使用,老百姓看重生命,但不輕易遷移到遠方,有舟有車,但不必去乘坐它,有甲兵,但不動用,使老百姓恢複結繩記事,政治達到最善的境地,人民各自飲食而感到甘甜,衣服覺得美麗,習俗舒適安逸,安居樂業,“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25]。這就是道家的“無為而治”。儒家則熱愛擁有土地和在這土地上勞作的人,認為擁有土地和在土地上勞作的人,要有好的組織,他們的理想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妻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就是儒家的“五常”。還有一點,就是孔子、老子、莊子、孟子都生活於春秋末期或戰國時期,當時出現了“禮崩樂壞”的情況,周王朝的統治力已經衰落,各個諸侯國之間互相征戰,人民痛苦不堪,儒家與道家都體會到時代的氛圍,都想尋找到解決社會問題和安頓人心的方法,他們的理論都是從同一社會現實所找出的應對之路。他們終於都找到“和”這個基本點。但是道家突出了與自然之“和”,儒家則突出了人倫之“和”。“和”是儒、道兩家的交匯點。可以說,無論哪種“和”,都表現了農人在那個社會環境中所抱的願望與期待。這一交匯點反映到文學觀上就表現為以“柔”為貴。儒、道和釋三家都主張詩歌要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儒家的“溫柔敦厚”和道家的“清新”“真趣”“超脫”,實際上都以“柔”為特點。詩是抒情的,而情發自內心,溫柔敦厚、清新、真趣,是指詩人發自內心的感情。溫柔的感情對人來說有什麽價值呢?感情大體可以分為三種,即熱的、溫的和冷的。太熱的感情,具有刺激人的作用,刺激過分,就有可能變成昏熱,昏熱就不清醒,就要做出過分的事情來。太冷的感情,則可能變成一種冷漠,使人不易親近,或者成為一種僵凍的生硬。總之,太熱和太冷的感情,都缺少彈性。溫柔敦厚、清新、真趣,則具有彈性和吸引力,因此這種感情對人來說是一種精神的家園,人要是沒有這種家園,是很難生活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