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用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作者融入作品中的是“一致之思”,這是作者自身的體驗、理解等決定的,無人能夠改變它;但是讀者對作品的閱讀和獨到的理解,“各以其情而自得”,也是由其自身的“前理解”所決定的,是任何別的人(包括作者)無法改變的。作者與讀者隻能進行對話而已。
那麽,在文學接受的本質問題上,中華古代文論是否也提供了一些真知灼見呢?這裏就要進入到與現代的“接受美學”觀念最為接近的“以意逆誌”說。
“以意逆誌”說是先秦時期孟子首先提出來的。孟子的“以意逆誌”說是怎樣提出來的呢?這和春秋戰國時期的引詩活動密切相關。當時,在外交、內交等各種不同的場合,引詩活動(也是一種文學接受活動)相當普遍。但在引詩活動中,人們不尊重詩的原義,用《左傳》的話來說,是“賦詩斷章,餘取所求”,用今天的話來說,是斷章取義,各取所需。孟子對這一現象不滿意。同時,詩所表達的觀念與現實也確有矛盾,如何解決這些矛盾,也是孟子思考的一個問題。這就是孟子“以意逆誌”的解詩方法提出的背景情況。《孟子·萬章上》寫道:
鹹邱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誌;以意逆誌,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22]
在這裏,孟子通過對兩首詩的解讀,說明解釋詩不能斷章取義,要從詩的整體出發,以自己對詩的理解去接近詩作者的本意。具體地說,孟子在這裏批評了他的學生鹹邱蒙對《小雅·北山》一詩的片麵理解。鹹邱蒙的看法是,舜帝既然是皇帝,為什麽不以堯和瞽瞍為臣子呢?詩裏不是說“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嗎?這不是互相矛盾嗎?孟子就告訴他,你把這首詩理解錯了。詩作者的原義不是這樣的,詩作者是在發牢騷,埋怨君王對王事分配不均,意思是既然普天之下都是王的臣子,那麽王事也要大家平均來做,為什麽因為我賢能就獨獨勞累我一個人,使我無暇照顧父母呢?因為在上麵四句詩的後麵,還有很重要的一句“大夫不均,我從事獨勞”。而且“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是詩的誇張的寫法,不能理解為沒有例外。如果要這樣死死按字麵去理解的話,那麽詩的“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豈不是說,周代因旱災,百姓通通死光,連一個也沒有剩下。實際上這是一首求雨的詩,是誇張的寫法。這樣孟子就提出了“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誌,以意逆誌”的方法,這個方法的要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