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詠”詩除了要“久”、要反複誦讀之外,還要整體地玩味把握。中國古人相信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的道理,主張在涵詠詩的過程中,不要把詩的字、聯、句切割開來,並孤立起來理解,必須把詩放回到原有整篇詩的語境中去理解。孟子的“不以辭害誌”就是強調整體語境的重要。“涵詠”的真諦不在玩賞個別的字、聯、句,而在整篇。
讀者的閱讀、理解和欣賞是一個動態過程,整個過程都要運用某種方法。西方的傳統是雄辯,邏輯的分析統治了所有學科。我們隻需翻一翻古希臘學者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各種著作,就可以肯定這一點。反映到讀者理論上麵,也是注重邏輯的解析。無論是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評,英美的“新批評”,法國的結構主義批評,還是符號論批評,現象學批評,讀者反應批評,等等,都有一個邏輯的起點,然後按這個邏輯起點對文本進行層層解析。
俄國形式主義批評的基本觀念是“文學性”(Literariness),他們以這一觀念連同與此相關的“陌生化”(Defamiliarizing)等為起點,展開理性的批評。例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評,以無意識(其中最重要的又是性意識)為起點,所有的文本都被納入無意識與意識悖立的框架中加以解釋。
英美“新批評”派則以隱喻、含混、反諷、悖論等範疇,展開對文本的細讀。所以在西方,文學接受作為讀者閱讀、理解文本的過程,運用分析的方法,訴諸邏輯,是與他們的文化傳統相聯係的。
中國古代讀者則更多地運用“品味”“涵詠”的方法,常常是超越邏輯的整體把玩。這種具有民族特色的閱讀和理解文本的方法,也與中國的文化傳統密切相關。古代儒家對天地萬物的體認,就是一種直覺式的詩意整體的把握。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這是對流逝的時間的體認,孔子麵對長流不息的江水,所體驗到的哲理,都是詩意的、整體的,這裏沒有邏輯的推演,是憑直覺的感悟。道家“體道”更是人生的完整的投入,是一種徹悟與神遇,不需邏輯的介入。影響到中國的讀者理論,“品味”“涵詠”的超邏輯方法就一直占了上風,而邏輯的層次分析就比較稀少。鍾嶸的《詩品》,就用了品第的方法,而且特別強調對詩的“滋味”的品嚐;司空圖則說“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朱熹提倡對詩的“涵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