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取真義與煥發新義——略談中華古代文論研究的方法論問題
中華古代文論的研究麵臨著新的問題。我一直認為,文論是曆史的產物,單純的注釋和考證以及純粹的邏輯判斷與推演,已經不能解決問題。單純的注釋和考證,當然是需要的,但隻停留在解決材料的真實性問題,不能揭示整體理論的真義和價值;純粹的邏輯判斷與推演也需要,可隻能得到表麵的零碎的東西,而且有可能失去曆史原貌,麵對同一個古文論命題而各說各話,追尋不到本真的意義。研究古文論的目的,一方麵是盡量還原真義,看我們的古人究竟說了什麽,提出了什麽樣的命題,做出了怎樣的回答,這就不能不把理論放回到原有的曆史文化語境中去把握;另一方麵是要在還原真義的基礎上煥發新義,看古典的文論在今天還可以做出何種解釋,還有什麽價值與意義,對於建設現代的文學理論還有什麽幫助,這就不能不對理論進行必要的現代闡釋。
一、獲取真義——進入“曆史文化語境”的考察
曆史主義的方法在中華古代文論的研究中不可缺失。以曆史文化的眼光來關注研究的對象,把研究對象放回到原有的曆史文化語境中去把握,是古代文論研究中的一種曆史主義方法,是一種不可或缺的方法。我們不能把中華古代文論孤立起來研究,因為它是更廣闊的曆史文化的產物。任何事物都是“曆史的暫時物”(馬克思語),都是在一定的曆史文化環境中形成、成長和衰落的。中華古代文論作為一種理論,也是“曆史的暫時物”,是在一定的曆史時期出現的。那麽,我們研究古代文論的各種問題就要充分考慮到“曆史的關聯”“文化的關聯”和“社會的關聯”。恩格斯曾經稱讚過黑格爾的“偉大的曆史感”,認為“他是第一個想證明在曆史中有一種發展、一種內在聯係的人”,認為他“在現象論中,在美學中,在曆史哲學中,到處貫穿著這種偉大的曆史觀,材料到處是曆史地、即放在與曆史的一定聯係中來處理的” [1]。恩格斯的觀點表明了一種曆史主義的觀念和方法。“曆史優先”是研究古代文論的基本方法,隻有把研究的問題放置於原有的曆史文化語境中去考察,才能充分揭示研究對象的真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