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人給後人留下的另一個典型的番僧形象是一種凶狠跋扈、狡詐貪婪、不知饜足的惡僧形象。元代來內地的番僧依仗元帝室的寵信，驕橫霸道，不可一世，深為漢族士人痛恨，故對其之詬病亦至深至切。《佛祖曆代通載》中記載：“時國家尊寵西僧，其徒甚盛，出入騎從，擬跡王公。其人赤毳峨冠岸然自居。諸名德輩莫不為之致禮。或磬折而前，摳衣接足丐其按頂，謂之攝受。”偶然有五台山大普寧寺弘教大師了性講主這樣的大德，路遇番僧，“公獨長揖而已”，即有人指其為傲。[78]同樣的故事亦發生在著名學者孛術魯翀（1279－1338）身上，據載：“帝師至京師，有旨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餘，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眾為之栗然。”[79]
元代西番僧的跋扈，或可推元初著名的三位斂財權臣之一桑哥及與其表裏為奸的江南釋教都總統永福楊大師璉真珈為典型，其中尤以楊璉真珈發宋陵寢最為漢族士人所不齒。直到20世紀80年代為止，桑哥一直被視為畏兀爾人。Petech先生於《漢藏史集》找出了桑哥的一份傳記，才還其番僧的本來麵目。[80]桑哥無疑是元代藏人中地位最高的行政官員，在其政治生涯的巔峰時，“以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兼宣政院使，領功德使司事”，可謂權傾一世。於藏族史家筆下，桑哥因識漢、蒙、藏、畏兀爾等多種語言而為譯史，複因得八思巴帝師賞識而步步高升。他推奉佛法、整頓吐蕃站赤，減免站民負擔，又整肅元代財政，打擊受賄貪官，健全俸祿製度，是一位有智慧、有才幹，於西藏、於元朝均有大功德之良臣。對他最終因受蒙古怯薛的嫉妒而受迫害致死一事，藏族史家亦給予無限的同情。然而於漢族史家筆下，桑哥卻是一位禍國殃民的奸臣，其傳記即被列入《元史》的《奸臣傳》中。其雲：他曾為“膽巴國師之弟子也。能通諸國言語，故嚐為西番譯史。為人狡黠豪橫，好言財利事，世祖喜之。及後貴幸，乃諱言師事膽巴而背之”。得專政後，肆行鉤考、理算，暴斂無藝，人稱其“壅蔽聰明，紊亂政事，有言者即誣以他罪而殺之”。甚至“以刑爵為貨而販之，鹹走其門，入貴價以買所欲。貴價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綱紀大壞，人心駭愕”。直至“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81]最後在以近臣徹裏、不忽木等彈劾下，忽必烈命禦史台勘驗辯論，桑哥伏罪被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