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從“懷柔遠夷”與“嚴夷夏之辨”的方針出發，明朝既無意於開化西番，更不願“以西番腥膻之徒，汙我中華禮儀之教”。然而，隨著大量番僧的進入，番教自然而然地在漢地流行了開來。藏傳佛教既流行於宮廷，又在民間傳播。對於明代皇帝崇佛，我們可從《萬曆野獲編》的一段話中知其梗概，其雲：
我太祖崇奉釋教，觀宋文憲蔣山佛會記，以及諸跋，可謂至隆極重。至永樂，而帝師哈立麻、西天佛子之號而極矣。曆朝因之不替，惟成化間寵方士李孜省、鄧常恩等，頗於靈濟顯靈諸宮加獎飾。又妖僧繼曉用事，而佛教亦盛。所加帝師名號與永樂年等。其尊道教亦名耳。武宗極喜佛教，自列西番僧，唄唱無異。至托名大慶法王，鑄印賜誥命。世宗留心齋醮，置竺乾氏不談。初年用工部侍郎趙璜言，刮正德所鑄佛鍍金一千三百兩。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議，至焚佛骨萬二千斤。逮至今上，與兩宮聖母，首建慈壽、萬壽諸寺，俱在京師，穹麗冠海內。至度僧為替身出家，大開經廠，頒賜天下名刹殆遍。去焚佛骨時未二十年也。[56]
明代除了明世宗因信道教而曾肆意滅佛以及明末的明思宗於內外交困之際一度亦曾禁佛以外，大部分皇帝都曾對佛教予以保護和提倡，[57]且都不同程度地表示出了對藏傳佛教的偏愛。明太祖本乃出家僧人，自踐阼後，依然“頗好釋氏教”。雖迄今未見有其直接與番僧往還的記載，但遣使招徠番僧即自其開始。[58]洪武朝（1368-1398）創建的國家五大寺之一南京的雞鳴寺中就已“有西番僧星吉堅藏為右覺義”。[59]可見他對西番僧並不排斥。而且，明太祖對元時來華的西天僧板的達撒哈咱實裏（俱生吉祥）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熱情，不但封其為“善世禪師”，“俾總天下釋教”，而且多次賜其以詩文，訪其於鍾山。[60]要知西天僧作為於元末宮廷傳授大喜樂秘密法的同謀曾與西番僧一樣聲名狼藉。一般士人對西天僧與西番僧並不加以嚴格的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