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藏政治、文化交流的曆史從唐朝開始，至今已曆千有餘年。當兩種文明首次相遇時，於漢地正處大唐盛世，乃漢族文明之全盛時期。於吐蕃則混沌初開，尚處於“無文字”“刻木結繩”的前文明時代。漢族文化的傳入曾是推動其政治、文化發展的強大動力。而隨後吐蕃文明發展之迅速和燦爛令人驚奇。吐蕃曾經是地處漢文化圈周邊之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和最有影響力的文化形式。雖然吐蕃帝國的輝煌並沒有持續太久，但吐蕃文化卻已在其曾經統治過的漢族地區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並開始回饋其從中曾得到過許多養分的漢文化。敦煌出土的文書、壁畫和其他實物中，都有不少屬於藏傳佛教的東西。有關吐蕃僧諍的敦煌漢、藏文文書，既展示漢傳佛教傳統與藏[印]佛教傳統的尖銳交鋒，又反映了兩種文明間的高層次交流。吐蕃大譯師法成由藏譯漢的佛典，不僅彌補了漢譯佛經中的不少空缺，而且還將漢譯佛經的水平推上了一個新的台階。自朗達磨滅佛、吐蕃王國隨之解體之後，西藏曆史進入了一個長達幾個世紀的黑暗時代，漢、藏文化交流一度中斷。然當藏傳佛教經過後弘期的複興之後，便很快東進，向中原滲透。西夏（1032-1227）王廷中出現了中國曆史上最早的西藏帝師，[129]藏傳佛法不僅於西夏宮廷中深得歡迎，而且亦在漢族僧、俗中傳播。於西夏黑水城出土的漢文文書中，出現了不少藏傳佛教密宗瑜伽修習，特別是有關噶舉派之傳世要門《那若六法》（N?ro chos drug）之修習儀軌文書的漢譯文。[130]到了蒙元時代（1206-1368），雖然是外族入主中原，但蒙古大帝國改變了傳統的民族和社會秩序，為其境內之民族間的融合和文化交流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好時機。西藏成了大蒙古帝國的一個組成部分，處於蒙元王朝的直接的統治之下。盡管在政治上，西藏人成了蒙古皇帝的臣子，然而在文化上他們卻成了蒙古皇帝的老師，而且還受命“領天下釋教”。八思巴帝師以胡僧之身份得享與漢文化之祖師孔夫子同等的尊崇，其弟子稱司徒、司空來中原傳法者，絡繹道途。從此漢地的佛教被披上了一層濃重的西番色彩，藏式的寺廟塔像不僅出現於京畿、都邑，而且亦見於南國、鄉野。雖然處於異族統治下的漢族士人對深得蒙古統治者寵信、且常常為虎作倀的番僧極為痛恨，所以元人文獻中所見之番僧形象並不太光彩，但顯然番僧不隻是能呼風喚雨的神僧、播弄**的妖僧、或者飛揚跋扈的惡僧。[131]譬如，番僧對漢地佛經的形成就卓有貢獻，史稱元代“西域異書種種而出，帝師、國師譯新采舊，增廣其文，名以至元法寶，刻在京邑，流布人間”，“並且亦在江南流布”。[132]一部流傳至今的《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就足以證明番僧中亦有為漢藏佛教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貢獻的高僧大德，[133]一部為後世漢人修西藏密法者奉為圭臬的《大乘要道密集》則正告世人藏傳密法並不是人們想象中的異端邪說，[134]它們的存在見證了漢藏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