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理由推測，馬建從北京出發去西藏以前就已經知道了他將要在西藏尋找或發現的是什麽。然而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西藏事實上不可能提供他想要尋找和發現的那些東西。就如他自己在小說中所描述的那樣，要是沒有那位“當兵的”的引導，他很可能連天葬都看不到，更不用說能親曆本來就應當很秘密的密乘金剛杵灌頂儀軌了。毫無疑問，這部曾被人譽為“現代主義的好作品”的小說中所說的那些故事絕大多數不可能是作者於西藏的親身經曆，而是他根據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關西藏和西藏佛教的“背景書”而作的文學創造。當然，馬建的《亮出》絕不隻是對那些舊“背景書”的簡單重複，而是於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政治之特殊背景中推陳出新的一部“新背景書”。
眾所周知，至80年代中期，西藏成為“社會主義大家庭”中的一員已經三十餘年。在同樣經曆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之後，藏胞的思想觀念和生活習慣業已深受內地“極左思潮”的影響，西藏的社會麵貌亦已發生了許多根本性的改變。然而馬建所希望見到的西藏依然是一個與北京毫無相同之處的“異域”，他的小說要刻意描述的亦便是西藏的“異國情調”。事實上，亦正是他小說中所描述的這種“異國情調”不但開罪了已深受漢文化熏陶的在京藏胞，而且也深深地反映出了作者自己的思想觀念囿於其所處時代的政治、社會和文化格局。與西方關於東方的文學和遊記作品一樣，《亮出》對西藏這一“異質文化”的表述顯然遠非客觀和不加選擇。與其說《亮出》描寫的是作者於西藏的見聞，倒不如說是作者及其設想中的讀者早就期待的東西。當時，讀者已常常可以在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報和雜誌上看到有關天葬、洗澡節、一妻多夫等西藏風情的零星而又遮遮掩掩的介紹，而發表於《人民文學》的《亮出》可謂投讀者之所好，其內容集以往報道之大成，為渴望全麵了解西藏風情的讀者提供了一頓大餐。如前所述，《亮出》中所說的每一個故事都離不開“性”，作者有意無意地把泛濫、不倫的性行為描寫成西藏社會的一個典型特征，這一方麵是受了“性化”西藏之“背景書”的影響，而另一方麵則凸現出80年代中國文化人對打破自身文化中幾十年來嚴酷的性禁錮的強烈渴望。可見，於馬建作出將“性”作為其小說之主題這樣一種選擇中起關鍵性作用的並非他在西藏的實際見聞，而是他試圖擺脫的在北京的舊有生活對他的期望。作者在描述西藏之種種“異國情調”時，顯然更多的是為了將它們描述為可與自身文化形成鮮明對比的“他者”，所以不惜誇大其詞，而沒有著意於從藏族文化自身的語境中去理解他所描述的這些現象，並對它們作出合理的解釋。無疑，這是《亮出》作為一部文學作品之最致命的缺陷。正如有文藝批評家所指出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