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末年宣統初年，從丁未政潮到袁世凱開缺前後，各派勢力政爭不已，政局波譎雲詭，政潮迭起。這是以往學界關注較多的曆史現象。但這一時期的責任內閣製問題及其與各種派係政爭的關係，卻是以往學界關注不夠而有所忽視的領域。下麵擬對此略做史實鉤沉，以揭示丙午官製改革後閣製問題餘波未已的曆史麵相，由此可見曆史看似斷裂之處卻仍有某種連續性因子存在的駁雜現象。
1906年11月6日，清廷在宣布中央官製改革方案的同時，還對軍機處成員做了重大調整：鐵良、榮慶、鹿傳霖、徐世昌開去軍機大臣，專管部務；慶親王奕劻、瞿鴻禨仍為軍機大臣，世續補授軍機大臣，林紹年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84]這種人事變動是改革派與反對派雙方權力鬥爭與妥協的結果。官製改革中，由於瞿鴻禨的暗中運動，袁世凱企圖借責任內閣製而攬權的幻想破滅，對他無疑是一大打擊。但是，軍機大臣人員的調整，又使反對派力量遭受一定的損失，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對袁派勢力的補償。原有軍機大臣6人，袁派僅有慶親王奕劻、徐世昌2人，反對派則有鐵良、榮慶、鹿傳霖、瞿鴻禨4人。通過這次人員調整，反對派主將鐵良、榮慶及守舊人士鹿傳霖與袁世凱親信徐世昌同出軍機處，而新進軍機處的世續親近奕劻，林紹年為瞿鴻禨所援引，其結果使雙方至少在人數上達到2∶2的對等平衡。當然，雙方的實際權力則又另當別論，這與清廷最高決策者慈禧太後的好惡密切相關。
慈禧太後慣用的統治術，即淩駕於各派政治勢力之上，操縱其間，利用各方矛盾衝突，尋求製衡，以保持自己的權勢，並維持政局的穩定。本來，袁世凱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資格進京參與官製改革，就是慈禧太後的特殊恩寵。但是，在官製改革過程中，袁氏竟然有點忘乎所以，表現過分張揚，使清廷頗生疑心和不滿。據說，“七月中有日，臥雪（袁世凱——引者注）召見時，慈聖雲：‘近來，參汝等之折有如許之多，皆未發出。’照例應碰頭，而臥雪以為係改官製之參折，即對稱：‘此等閑話，皆不可聽。’（粗率逼真）慈聖色為之變。後來領袖（奕劻——引者注）進去，慈諭：‘某臣如此，將何為？’適其時臥雪欲督辦東三省、豫、東、直等省訓練事，慈更生疑，漸用防範之策”[85]。其“防範之策”，就是利用瞿鴻禨等反對派力量，製衡袁世凱勢力。結果，由於慈禧太後的示意，通過瞿鴻禨等人的運動，清廷不僅粉碎了袁世凱的責任內閣製迷夢，而且隨後還開去其參預政務、會辦練兵事務、辦理京旗練兵、督辦電政、督辦山海關內外鐵路、督辦津鎮鐵路、督辦京漢鐵路、會議商約等各項兼差，並將北洋六鎮中的第一、第三、第五、第六鎮劃歸新設立的陸軍部統轄，隻留第二、第四鎮由袁世凱“調遣訓練”。此舉使袁世凱“麵子大不好看，心境甚為惡劣”[86]。更有甚者，瞿鴻禨“恃慈眷優隆，複擬將首輔慶邸一並排去”[87]。正是在慈禧太後的支持下，瞿鴻禨援引兩廣總督新任郵傳部尚書岑春煊為奧援，進一步打擊奕劻、袁世凱勢力。瞿鴻禨電召岑春煊進京，“蓋欲於此時內外夾擊，將慶推倒，以岑代袁，己亦可代慶矣”[88]。岑春煊抵京後，連連被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召見，多次麵奏，極力攻擊奕劻、袁世凱，認為“近年親貴弄權，賄賂公行，以致中外效尤，紀綱掃地，皆由慶親王奕劻貪庸誤國，引用非人。若不力圖刷新政治，重整紀綱，臣恐人心離散之日，強欲勉強維持，亦將挽回無術矣”，並表示自己“不勝犬馬戀主之情，意欲留在都中為皇太後、皇上作一看家惡犬”。[89]不料，奕劻、袁世凱勢力先反戈一擊，他們暗中以重金賄買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指示其具折參劾瞿鴻禨“暗通報館，授意言官，陰結外援，分布黨羽”[90]。結果瞿被開缺回籍，岑也被迫退隱滬上。此即所謂“丁未政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