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與立憲運動是既相區別又相聯係的兩個概念。新政是清政府自己推行的改革，大致包括從體製內各項改革到體製本身改革即預備立憲兩個階段；立憲運動則是立憲派領導的憲政改革運動，雖然其興衰起落與新政尤其是預備立憲有著直接的關聯，但是二者並不完全是一回事。大體而言，從立憲派與清政府的關係演變的角度考察，立憲與新政之間的關係經曆了從相合到相離的曆史軌跡。
先看新政與立憲相合的一麵。首先，立憲派是在清政府推行新政的過程中聚合而成的。1901年1月29日，在庚子事變中逃亡西安的清政府於內外交困之中被迫發布新政上諭，從此揭開了清末新政的序幕。在清政府新政的過程中，科舉製度的廢除，斷絕了傳統士人的晉升階梯，不少舊士紳轉向新式教育，而新式學堂的驟興與留學風潮的高漲，為他們開辟了接受新知識、新思想的便利渠道，舊士紳由此開始向近代新式知識分子轉化；在這些正在向新式知識分子轉化的士紳中，又有不少人積極投身於興辦工商實業的熱潮中，而成為近代新式商人與實業家。就這樣，社會上形成了一個有相當數量的紳商群體，這是新興資產階級的一個重要部分。這個群體在取得一定的經濟地位之後，便很自然地開始謀求政治上的發展，立憲政治是他們的理想追求。與此同時，戊戌政變之後一直在海外活動的康梁維新派也在借清廷推行新政之機大肆鼓吹立憲。一時間，立憲思想陡然成為潮流。“立憲派”也就在此立憲思潮湧動的過程中成為一個頗具社會影響的政治派別。[13]立憲派的組織聚合是在清廷宣布預備立憲之後，1906—1907年，立憲團體風起雲湧，其中重要的有江浙立憲派張謇、湯壽潛在上海組織的預備立憲公會，湯化龍在武漢組建的憲政籌備會，楊度在日本成立的憲政公會，以及康梁組成的帝國憲政會與政聞社，等等。立憲派開始以政治組織的形式登上曆史舞台。其次，立憲派鼓吹的立憲思潮推動了清政府進行預備立憲。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用血的事實向中國人民展示了立憲勝於專製的道理。時人認為：日俄之戰乃“立憲、專製二政體之戰”，日本戰勝俄國，便是立憲對專製的勝利。“以小克大，以亞挫歐，赫然違曆史之公例，非以立憲不立憲之義解釋之，殆為無因之果。於是天下之人，皆謂專製之政不足複存於天下；而我之士大夫，亦不能如向日之聾聵矣。輿論既盛，朝議亦不能不與為轉移。”[14]借此時機，立憲派廣泛深入地宣傳立憲救國的思想，認為立憲是中國救亡圖存的唯一法寶。立憲思潮的高漲，很自然地感染到日暮途窮的清政府。正如時論所雲：“於是我政府有鑒於此，如夢初覺，知二十世紀之中，無複專製政體容足之餘地，乃簡親貴，出洋遊曆，考察政治，將取列邦富強之精髓，以藥我國垂危之痼疾。”[15]1906年9月1日，清政府接受出洋考察政治大臣的建議，正式宣布預備立憲。最後，清政府的預備立憲促進了立憲派立憲運動的高漲。清廷預備立憲上諭的頒布，使海內外立憲派歡欣鼓舞。他們“奔走相慶，破涕為笑”[16]，“手之舞之，足之蹈之”[17]。雖然隻有一紙上諭的承諾，卻使立憲派萌生了無限的**與希望。他們紛紛組建立憲團體，積極投身於憲政改革運動之中。1909年，各省諮議局設立，“官率於上，紳應於下，經營規畫，不遺餘力”[18]。諮議局與作為“議院基礎”的資政院的開辦，是清廷預備立憲的重要舉措，為立憲派提供了合法的政治活動場所。各地立憲派正是充分利用這些合法場所而參政、議政，並逐漸走向聯合，多次掀起轟轟烈烈的全國性規模的國會請願運動，立憲運動空前高漲。然而，正在立憲派熱情高漲的時候，清政府並沒有滿足他們的要求，從滿懷希望到失望至極，最終雙方關係的疏離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