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意識的覺醒，是清末啟蒙運動的重要內容。什麽是國民？梁啟超說：“國民者，以國為人民公產之稱也。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則無有國。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3]可見國民是構成近代國家的必備要素。近代的“國民”概念是相對於傳統的“臣民”而言的，與此相對應的一組概念是“主人”與“奴隸”。如果說臣民在傳統封建國家裏隻是專製君主的奴仆，那麽國民則是近代民主國家的主人。與臣民隻有俯首聽命於專製君主的情形不同，國民理應有參與治理國家的自主權。時人引述近代西方的天賦人權思想稱：“天之生人也，既與以身體自由之權利，即與以參預國政之權利。故一國行政之權吾得而過問之，一國立法之權吾得而幹涉之，一國司法之權吾得而管理之。”“所謂國民者，有參政權之謂也。”[4]這裏所說的國民含義，是籠統的指稱“一國之民”或全體的“天之生人”，其性別觀念是模糊的。試問：女性是不是國民及其有沒有參政權呢？清末民初關於國民意識中的性別與權利之關係的問題，答案可以從兩方麵考察。
一是少數男性女權主義者，尤其是個別先進女性，做了正麵的肯定回答，提出“女國民”的概念，認為女性與男性一樣都是國民的一部分，女性既具國民資格，則當然具有相應的參政等方麵的權利。這是民初女子參政權運動得以興起的思想根源。
在清末啟蒙運動中，敢於為女性說話而倡導女權主義的男性並不多見，其中馬君武與金天翮是較突出的兩位。馬君武在譯介西方近代自由平等學說的過程中，較早地關注了男女平權思想。1902—1903年，他翻譯了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的《女權篇》，並譯述了英國哲學家穆勒（即所譯彌勒約翰）的《女人壓製論》和西歐社會民主黨的《女權宣言書》中關於男女享有平等權利的思想主張。《斯賓塞女權篇》開首即雲“公理固無男女之別也”，認為人類不分男女，均享有平等之自由，“男女同權者，自然之真理”。根據天賦人權的理念，女人當與男人一樣享有參政權，所謂“與婦人以政權，乃自第一感情（指自然——引者注）而生，因人生當依平等自由之天則，以獲人類之最大幸福，故不得不爾，固非第二感情（指習慣——引者注）之所能奪也”[5]。穆勒的《女人壓製論》也是“力主男女同權之說”，其要點是：女人與男人能力相等，其權利必然平等，“女人之有政治權也，乃終必不可免之事也”。至於西歐社會民主黨的《女權宣言書》，則更強調女人應與男人共享人的一切公權與私權，包括教育權、經濟權、政治權、婚姻權、人民權。馬君武把男女平權與民主共和相提並論，認為歐洲之所以能夠進入近代文明社會，是因為經曆了“君民間之革命”與“男女間之革命”這兩大革命，要改變“人民為君主之奴仆，女人為男人之奴仆”的專製國家狀況，“必自革命始，必自革命以致其國中之人，若男人、若女人，皆有同等之公權始”。[6]1903年，金天翮所著的《女界鍾》出版，敲響了女界革命的鍾聲，是近代中國女權主義思想史上的裏程碑之作。從《女界鍾》引述的西方近代思想資源來看，金天翮的女權主義思想來源與馬君武極為相似，主要也是斯賓塞、穆勒與西歐社會民主黨人由天賦人權引申出的男女平權的思想主張。金天翮著重從人的道德、品性、生理結構、稟賦、能力等方麵，係統地探討了男女平等的問題，認為男女不應該有尊卑貴賤之別，女子與男子一樣，同具國民資格，“各居國民之半部分”。[7]他特別重視女子參政權問題，認為20世紀是女權革命時代，“二十世紀女權之問題，議政之問題也。議政者，肩有監督政府與組織政府之兩大職任者也”。“使中國而為女子參政之國，理想國也。”他甚至說：“二十世紀新中國、新政府不握於女子之手，吾死不瞑，願吾同胞亦死不瞑。……女子而參預政治乎，是可決矣。吾祝吾女子之得為議員，吾尤願異日中國海軍、陸軍、大藏、參謀、外務省皆有吾女子之足跡也。吾更願異日中國女子積其道德、學問、名譽、資格，而得舉大統領之職也。”[8]時人稱金天翮為“我中國女界之盧騷”[9]，可見《女界鍾》在近代中國女權主義思想啟蒙史上的不可低估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