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女子參政權運動的興起，既是清末女權思潮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反清革命勝利形勢下政權轉移過程中的必然趨勢。清末女權主義者認為，女子“改革時之盡義務既與男子等，他日之權利亦必與男子平”[43]。武昌起義後，一些先進女性積極投身於革命運動。她們或組織女子北伐隊，直接參加革命戰爭；或組織女子醫療隊，參與革命救護工作；或組織女子後援會，為革命軍隊募捐籌餉，等等。據不完全統計，辛亥革命前後參加各種革命工作的婦女，有姓名可查者約380人，其中有54人參加了同盟會。[44]這些事實表明，女子為革命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因此，她們在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後，理所當然地提出了女子參政權的要求。
1911年年底，革命戰爭方酣，原同盟會會員、中國社會黨女黨員林宗素即發起成立第一個女子參政團體——女子參政同誌會，明確宣稱以“普及女子之政治學識，養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得國民完全參政權”為宗旨。[45]1912年1月5日，南京臨時政府剛剛成立，林宗素便以女子參政同誌會代表的身份麵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據說得到孫氏麵允“國會成立，女子有完全參政權”的許諾。[46]消息公布，對於要求參政權的婦女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她們紛紛成立女子參政團體，響應林宗素等人要求參政權的呼聲。例如，吳木蘭組織女子同盟會，以“助民國促進共和，發達女權，參預政事”為宗旨[47]；沈佩貞組織男女平權維持會，以“破除一切專製，尊重人道主義，維持男女平權，抵抗強權惡習，使男女享負對等權義”為宗旨[48]；張昭漢（默君）與伍廷芳夫人聯合發起神州女界共和協濟社，以“聯合五族女界，普及教育，研究法政，振興實業，提倡國貨，養成共和國高尚完全女國民，協助國家進步”為宗旨[49]；上海女界組織中華女子競進會，以“研求政治上及軍事上之智識，以期養成人材，發達女權”為宗旨，“以為將來參政之地步”[50]；浙江女界組織女子策進社，以“喚醒女界，策進完全國民”為目的，反對“男界專製”[51]；湖南女界成立女國民會，號召女界同胞“捐棄數千年脂粉惡習，尊重億萬年神聖人權”[52]；廣東女界組織女權研究社，“力爭女子選舉權”[53]，等等。這些團體，多以爭取女子參政權為首要目標。在此基礎上，女界先進唐群英、張漢英、王昌國等人擬聯絡全國女界，由各省女界公舉代表到南京組織統一機關女界參政同盟會，向參議院和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提出請願書，“要求中央政府給還女子參政權”[54]。於是，由女子參政團體的請願活動掀起了民初女子參政權運動的風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