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推行新政旨在維護清王朝的統治，革命派發動革命運動旨在推翻清王朝的統治，新政與革命從根本上來說是對立的，這一點毋庸置疑。
關於新政與革命的統一性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麵來看。一方麵，革命運動的興起與發展刺激了新政的產生與發展，清政府的新政與預備立憲有著明顯的對抗革命的目的。19世紀末，在甲午戰爭的刺激下，革命運動與維新運動幾乎同時發軔。當維新運動遭到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勢力的殘酷鎮壓之後，康梁等維新派被迫流亡海外，成立保皇會，繼續擁戴光緒皇帝，庚子年間唐才常自立軍“勤王”活動的失敗，使不少人在失望中走上武裝反清的革命道路；與此同時，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勢力也在潛滋暗長，革命運動逐漸成為一股勢不可當的潮流。1900—1901年，在曆經義和團運動與八國聯軍入侵的內外夾擊後，大清王朝在驚濤駭浪中跨入了20世紀。新世紀的到來，並沒有給這個日薄西山的舊王朝帶來新氣象，險惡的國內外政治形勢使清政府麵臨著一個難以收拾的局麵。有識之士驚呼：“欲救中國殘局，惟有變西法一策。”[33]在血與火的曆史教訓下，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剛剛殘酷鎮壓戊戌變法的慈禧太後為圖自保而不得不親手祭起“變法”大旗。據時人記載：“及乎拳禍猝起，兩宮蒙塵，既內恐輿情之反側，又外懼強鄰之責言，乃取戊、己兩年初舉之而複廢之政，陸續施行，以表明國家實有維新之意。”[34]清末新政的興起有著明顯的對抗革命的一麵。然而，新政的開展並沒有緩和革命的壓力；事實上，革命運動正在進一步蓬勃地發展。1906年，清政府將新政推向政治體製變革，謀求預備立憲，其中一個重要的考慮就是希圖借立憲來達到消弭革命的目的，考察政治大臣載澤那個被時人稱為“吾國之得由專製而進於立憲”之“樞紐”的密折，就曾宣稱立憲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35]這是清廷接受預備立憲的關鍵。1907年，張之洞進京奏對慈禧太後“出洋學生排滿鬧得凶，如何得了”的問題時稱：“隻須速行立憲，此等風潮自然平息。”[36]立憲能否達到消弭革命的目的呢？曆史做了否定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