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立憲與革命，是清末三種重要的政治勢力清政府、立憲派與革命派為了各自的政治目標而發動的政治運動。三個運動既相區別又相聯係，然而，曆史不可能同時向三個方向發展。三種勢力較量的結果，是辛亥革命的成功與中國政治向近代化道路的邁進。曆史的合力推動了曆史的進程。
從辛亥革命的角度來看，如前所述，立憲派最終轉向與革命派合流，清政府的新政也為革命客觀上造就了準備條件，革命無疑代表了當時中國曆史的發展方向。
從中國政治近代化的角度來看，革命運動與立憲運動對中國政治近代化的推動作用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其一，革命派主張民主共和，立憲派主張君主立憲，雖然政體不同，但都是對封建君主專製的否定；其二，革命思想的勃發與立憲思潮的高漲，促進了民主政治思想的廣泛傳播；其三，革命運動與立憲運動的最終合流導致了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傳統的封建君主專製製度的曆史，為民主政治的建立掃除了製度性障礙。學界對此多有論述，此不贅言。
這裏擬著重說明清末新政對中國政治近代化的影響。眾所周知，中國的近代化運動應該說從洋務運動時期已經開始啟動，曆經戊戌維新運動後，到清末新政時期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尤其是預備立憲對於政治體製的變革已經有了某些突破性的進展。政治近代化的核心是民主化，即民主政治的實現。新政對政治近代化的推動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其一是民主政治製度的移植。預備立憲雖然最後以失敗而告終，但在民主製度的移植方麵已經做了不少開拓性的工作。第一，確立憲政改革的目標是實行君主立憲製政體，這是對封建君主專製製度的否定。第二，進行了中央與地方的官製改革，責任內閣的設立被提上日程，雖然最後鬧出“皇族內閣”的醜劇，但責任內閣製形式的出現則是破天荒的。第三，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並起草了一部憲法草案。[46]第四，宣布了九年的預備立憲期限，擬在此期限過後正式開設議院，在此之前先設資政院與諮議局，作為將來設議院的基礎。第五，中央設法部與大理院，地方設高等審判廳，做了行政與司法分離的所謂“司法獨立”的初步嚐試，等等。這些舉措表明西方近代的民主製度正在一點點地被移植過來。其二是民主政治思想的傳播。清政府雖然不像立憲派和革命派那樣利用新聞媒體等工具大肆宣揚民主思想，但在新政尤其是預備立憲時期，為了推動憲政改革工作的順利進行，也自覺或不自覺地促進了民主政治思想的傳播。例如，五大臣出洋考察回國時帶回了大量的關於西方憲政的資料，端方、戴鴻慈編輯的《歐美政治要義》《列國政要》等書很快印行於世，載澤的《考察政治日記》、戴鴻慈的《出使九國日記》也隨即刊刻流傳。再如，第二次出洋考察憲政的大臣回國時也帶回了不少憲政資料，其中出使日本的考察憲政大臣達壽進呈了考察憲政書五種：《日本憲政史》《歐美各國憲政史略》《日本憲法論》《比較憲法》《議院說明》。[47]又如，憲政編查館還曾將考察各國憲政大臣關於考察憲法的奏折交政治官報局編輯成書，“以為官民講求憲法之淵鑒”[48]。另外，一些官方印製的憲政宣傳品如《立憲綱要》等也是頗為流行。這些文字資料自然是民主思想傳播的重要渠道，而預備立憲活動本身的開展則更是將民主的觀念在具體實踐中廣為流布。政治近代化最重要的方麵就是民眾政治參與的擴大，“現代國家與傳統國家的最大區別，在於人民在大規模的政治單元中參與政治和受到政治影響的程度擴大了”[49]。預備立憲為民眾參與政治提供了重要的場所，如諮議局的設立。諮議局是在民選的基礎上產生的，由於選民資格的嚴格限製，選民與人口的比例極小，僅為0.4%左右，但選民總數並不少，各省少則數萬，多則十幾萬。[50]可見，諮議局的選舉已是較大規模的民眾參與政治了。另外，諮議局設立後，即成為民眾——主要是立憲派議政和推行立憲運動的重要場所。再如，地方自治的舉辦也為民眾參與政治創造了條件。清末地方自治是自上而下推行的，據其章程規定：“地方自治以專辦地方公益事宜，輔佐官治為主。按照定章，由地方公選合格紳民，受地方官監督辦理。”[51]雖然地方自治隻能“輔佐官治”，但是在一定條件下，地方紳民已經可以自己辦理“地方公益事宜”了，這無疑又給民眾參與政治開辟了一條新途徑。原來，“我國人民困於專製政體之下數千年矣，但知受製於官，不知自治為何物”；但自從開辦地方自治以來，各省設立自治局，領導民眾參與政治，使得“紳民亦稍知講求法政，以儲選民資格”。[52]通過地方自治，從實踐中提高了民眾的政治素質。正是在預備立憲過程中通過設立諮議局與舉辦地方自治等舉措，民眾政治參與擴大，不僅有效地傳播了民主政治思想，而且使人民的思想水平與政治素質都得到逐步提高。在此意義上可以說，辛亥革命之後民主的觀念之所以能夠深入人心，既是革命派與立憲派努力宣傳的結果，也有清政府新政尤其是預備立憲的功勞。這對於清政府的初衷來說，也可以說是“種豆得瓜”吧。因此，清末新政對於中國政治近代化也有著重要的意義，其曆史作用與地位應予以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