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尤其是預備立憲，是近代中國政治體製變革的起步階段。其間，東鄰日本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美國學者任達（Douglas R.Reynolds）先生甚至認為，日本是晚清中國新政的“關鍵”因素。[1]任達先生是就整個清末新政所受日本的影響而言的，這個估價見仁見智，此處姑不贅論。本文主要關注預備立憲的師日取向。關於清末預備立憲為何師法日本模式、模仿內容如何及其效果怎樣等問題，羅華慶先生曾發表係列論文做了較為係統的論述。[2]羅先生試圖把清末預備立憲與日本明治憲政進行比較觀察，立論過於宏觀，不免使相關論述稍顯寬泛。[3]筆者感到尚有進一步深入探研的空間。本文擬從信息傳播與行政決策互動關係的角度立論，以清末預備立憲時期兩次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憲政）中的有關日本憲政考察為視點[4]，具體探討兩次日本憲政考察的成效及其對清廷憲政改革決策的影響等問題，以期有助於進一步觀察清末預備立憲師法日本模式的前因後果及其成敗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