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逸麟先生與中國曆史地理學
在鄒逸麟先生近出的論文集《椿廬史地論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的封麵，細細地印著一段耐人尋味的文字：
學術大廈本來是一代人一代人累積起來的。我們這代人研究的內容、水平和一些觀點、想法，不論其價值如何，客觀上反映了這一時代的學術背景。因而留給後人作為學術史來讀還是有一定意義的。
這段文字出自該文集的自序，本來是用以說明該文集的編輯緣起，現在將它摘引出來放在如此顯要的一個位置，筆者玩味之餘頗受震撼。
無疑，它言說著的是一代學人欲說還休的辛酸和無奈。
《椿廬史地論稿》（以下簡稱《論稿》）是鄒先生在年屆70之際編定的平生第一部論文集。眾所周知，很多他學生輩的學者早在幾年前已紛紛推出了個人的論文集，有些人還出版了好幾種之多；然而，作為一個長期帶領後輩衝鋒在學術第一線的學者以及學術領導者，卻從未得到過那種出版個人論文集的機會，——他尚且如此，他的同輩人更可想而知。以致在這本《論稿》出版之前，他的前輩早已有集，他的後輩也已陸續有集，唯獨他們這代人卻很少結集。
這裏麵有一個普遍性的偏見：很多人以為這代人的學問無足觀。理由是，這代人自50年代邁出校門，便不斷遭遇各種政治運動，到“**”時更是索性中止了業務學習。先天既有所不足（念完本科就到了頭），後天又發育不良（進一步的深造機會幹脆就缺乏），在這樣的環境中蹚過來的一代學者，其總體成就自然難以令人抱過高期望。
確實，這代人被耽擱的時間太多了。以鄒逸麟先生個人而言，從1963年到1974年整整12年的時間裏，也就是他28歲到39歲的人生黃金時段，沒有發表過一篇文章。鄒先生在這部《論稿》的自序中沉痛地寫道：“在這十二年裏我沒有寫出過一篇東西，大家隨便翻翻國內其他一些學者的著作目錄，就可知這是我國大多數學者普遍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