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曆代政區地理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明白，選擇東漢政區地理這樣的研究課題，處境頗有點像宋人作詩。錢鍾書先生曾經在《宋詩選注》的序中說過：“有唐詩作榜樣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3頁）其所謂幸，指的是有唐詩這個好榜樣，可以在技巧和語言方麵省去許多探索之苦；而所謂不幸，則是麵臨著唐詩輝煌成就的挑釁，不得不付出更大的努力。對於做東漢政區地理，其前麵那座唐詩似的高峰便是周振鶴先生的《西漢政區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西漢政區地理》是周先生在譚其驤先生的指導下於1983年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10餘年來，該書雖然未在社會上產生重大影響，就是在學術圈內認真讀過該書的人也不會很多，但在曆史政區地理的專業範圍，它一直是一個無可回避的技術標準。從事任一朝代的政區地理研究，都須盡力做到像該書那樣：縱的方向每個政區的來龍去脈都一清二楚，橫的方向每個年份的政區狀況都一目了然。尤其是東漢，自來人們都將它與西漢並稱，以為它的典章製度與西漢差不多，現在西漢的政區地理已經做到了那個程度，如果東漢的做得不足以踵其武，那麽就會顯得特別難看。
但東漢與西漢的政區變化客觀上存在不少差異。首先是西漢的政區變化非常顯著。從西漢初年到末葉，僅郡國級的政區數量就增加了一倍有奇，這麽大的變化，裏麵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相比之下，東漢的政區變化在相當長的時段內波瀾不驚。東漢末一段時間政區變化的波瀾是起來了，但卻顯得非常混沌，遠不如西漢有序。西漢的政區變化在空間上可分為三塊，其一是東部的高帝末年十王國地區，這裏的變化錯綜複雜，令人眼花繚亂；其二是高帝自領的西部十五郡，這裏一直沒多少變化；其三是武帝新開的西南、西北、嶺南、東北四邊，這裏的變化自成體係。這三類地區的政區變化過程在空間上形成強烈對比，相比之下，東漢的政區就不存在這樣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