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僅僅著眼於論著，恐怕很難認定譚其驤先生對曆史文化地理領域有多少不得了的貢獻。在他的文集中，僅《長水集續編》收錄有一篇《中國文化的時代差異和地區差異》，算是專門的曆史文化地理論文。其他的，就都隻是順帶涉及了。比如，在1990年冬複旦主辦的一次國際性中國曆史地理學術研討會上，他做了一個《積極開展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主題報告；該報告經充實後以《曆史人文地理研究發凡與舉例》為題揭載於《曆史地理》第10輯，即以會上報告內容為上篇，原擬就人口、政區、文化三個專題各舉一些實例作為下篇，但受製於健康因素，隻寫成了第一部分。這樣，該文中涉及曆史文化地理的也就隻有上篇的寥寥數語。類似情況在譚先生其他一些文章中也多少有一些。
然而，從學術史角度衡量一個學者的貢獻，顯然不能局限於本人親自撰著的文本，更應該看到其在實際工作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水平層次越高的學者往往越如此。
在現在引人注目的曆史地理學各分支中，曆史文化地理的情況有點特別。其他領域，包括像譚先生這樣從史學出身的曆史地理學家原本不擅長的曆史自然地理領域，以及傳統沿革地理根本不涉及的曆史經濟地理領域，都在五六十年代就打開了局麵。而曆史文化地理，也許是1949年以後整個地理學向蘇聯模式“一邊倒”，舉凡人文學科都受到禁錮的緣故，直到1980年以後才有專門的論著出現。
譚先生對於曆史文化地理的關注是很早的。他在上海暨南大學讀本科時受到潘光旦先生影響，對移民史產生強烈興趣。其本科畢業論文《中國移民史要》寫了約7萬字。1930年進入北平燕京大學研究院就讀後，他決定按省區開展深入研究，1931年撰成《中國內地移民史·湖南篇》作為其畢業論文（兩年後改題為《湖南人由來考》）。從關注各省區居民的成分及由來，不可避免地也就注意到族群、文化問題。1933年，譚先生撰成《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在篇末提出：“清季以來，湖南人才輩出，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右，竊以為蠻族血統活力之加入，實有以致之。”（《長水集》上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2頁）與此同時，譚先生也注意從斷代的角度進行研究。1934年他發表《晉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一文，提出：“蓋南方長江流域之日漸開發，北方黃河流域之日就衰落，比較純粹之華夏血統之南徙，胥由於此也。”（《長水集》上冊，第1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