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花黃，舉子忙”，又是一年一度的考博季。看到校園裏人頭攢動，回想當年譚其驤先生為我舉行的入學考試，恍如隔世。
那是1990年5月7日上午，在工會二樓東頭的小會議室。先一天在五教考完英語，這一場是專業口試。那一年報考譚先生的本來還有吳鬆弟兄，由於他已在所裏任職有年，譚先生對他比較了解，因此他也就沒參加考試，那上午的考場是專為我而設的。
當時我還在湖南師大地理係跟何業恒先生讀碩士，行將畢業。從長沙動身之前，看到複旦研招辦寄給我的準考證上寫著，專業課的考試形式是筆試加口試，與之前葛劍雄先生告知的隻有口試的說法不同。抵達複旦，在南區住下後，趕緊向葛先生求證。他確認隻有口試，沒有筆試。他告訴我，研究生院本來是希望譚先生對我考場筆試，但譚先生不同意。他反問說：“難道我親自考他一個上午，還問不出他水平高低嗎？”對方這才放心，說：“行！譚先生，有您這句話就行。”
考試好像是8點鍾開始。我到達考場時，鄒逸麟先生、王文楚先生、周振鶴先生三位考官已經在了。葛先生作為我的推薦人，避嫌沒參加。旁邊有秘書做記錄。我先做了自我簡介，匯報了碩士論文。三位先生便圍繞我的碩士論文選題（南北朝佛教地理）問了起來。
鄒先生首先發問。他問了兩個問題，一是要我談談三朝《高僧傳》，另一個已經忘了。王先生的問題也是兩個：一是，《弘明集》與《廣弘明集》；二是，南北朝佛教以何時最盛。這幾個問題都沒超出我做論文過程中思考的範圍，感覺兩位先生對我很照顧。
四題答罷，周振鶴先生開始問了。他的頭一個問題是：宋《高僧傳》的上限和下限？這道題讓我吃了一驚。因為這本書我在做碩士論文的過程中用得很少，平時讀書還真沒有過細。隻好憑印象回答，周先生和我本人都不能滿意。第二個問題是：《大藏經》的版本有多少？盡可能地列舉。對此我心裏稍有點底，畢竟這是我吃飯的家夥，近一年以來天天跟它打交道。我列舉了六七種，自己覺得應該差不多了，沒想到周先生仍不滿意。他一口氣又說了翻倍不止，說得我打心裏羞愧不已。之後，他又問第三個問題：說說對文化地理學的理解。這個題目總算讓我有機會重拾自信。雖然從沒學過文化地理課程——我讀本科那個年代，寫學術史的人肯定要把它算到“人文地理學複興”以後，但我在大學裏學的，還是傳統的“經導”（《經濟地理學導論》）、“中經”（《中國經濟地理》）、“世經”（《世界經濟地理》）那一套；不過，畢竟在地理係讀了7年，碩士論文選題確定以後也看過一些相關的書，因此，無論如何心裏都有個譜。我明顯感到此時周先生的辭色和緩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