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出身低微，有才華，但在舊製度下難以實踐理想的青年人，進入文學共和國是不錯的選擇，既可謀取生計，又能發現生命的現代意義，在公共交往裏有機會獲得聲譽與年金。幸運者進入各地科學院，至少能結識一些有人文精神的貴族廷臣，他們的蔭護可助其逃避因不當言論招致的災禍，即使因不合時宜被關入監獄，也能通過他們的交涉而提前獲釋，或是在牢房裏有好一點的待遇。1760年，莫爾萊神父被關於巴士底獄，因權勢人物的幫助，生活舒適，每天有上乘的葡萄酒、麵包、烤肉、點心和涼菜，還能在院子裏散步，與管理人員平等談話。[177]
文學共和國為人向往，經由沙龍討論或科學院征文而成為“文學公民”的人不少，他們就此進入一個觀看與被人觀看、議論與被人議論、解釋與被人解釋的空間，個體言行不再是單向的付出，多少會有輿論或政治後果。他們勇敢地擔負起變革風俗的責任，時至晚年在回憶錄中描述青年時代的作為，18世紀的“青年”進入了現代曆史，與“中年”“老年”有一樣的地位。所以，文學共和國擴展了個體生命的長度，一個人在二十歲，或更年輕時，隻要在時代精神裏有所開拓，他的生命就有曆史分析的價值。但幸運者少，多數人境遇艱難，文學共和國不是理想國，有名利就有扭曲的品性，身處其中的人有時會隨波逐流。
盧梭走了這條路。青年時代，他認同文學共和國的精神，支持科學事業，參考熱門話題創作詩歌、戲劇和科學文章，希望被人關注。1736年與華倫夫人住在沙爾麥特時，他讀過奧拉托利會和波爾-羅亞爾修道院出版的作品，還有一本科學入門讀物，笛卡爾派的貝爾納·拉米（Bernard Lamy）的《論科學》（Entretiens sur les Sciences），“反複讀了上百遍”[178]。1738年7月，他向《法國信使報》投遞論文《我們居住的世界是否是球形的》，提及亞裏士多德、托勒密、牛頓、卡西尼（Cassini）、菲茲（Fizes）、哥白尼的理論，他自己也做證明地球是橢圓體的實驗[179]。之後，他創作詩歌《華倫夫人的果園》（1739年）、《西爾維的林蔭道》（1745年），以及戲劇《鄉村卜師》（1752年）等二十餘篇作品。因與主流思想有別，盧梭為同儕所輕，尤其是1750年發表《論科學與藝術》後，身心問題引起交往障礙，他在文學共和國總要應對出乎意料的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