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啟蒙者到浪漫派
1765年赴英途中，盧梭的心情不錯，那是四麵受困、突然看到希望時的快樂。1766年3—4月，他的心理變化卻讓人困惑，時至今日依舊難以說明他的感知與行為的確切聯係。牛津學者萊瑞（Leigh）編輯盧梭通信時有過疑問：“我們不知道他獨居時發生的事，也不知道帶有現實色彩的噩夢是怎樣形成的。總之，他成了個多疑敏感的人，用靈巧的思維將不相關的事聯係在一起，覺得到處是坑害他的陷阱。”[252]那場爭論對盧梭影響很大，之後，他對文學共和國的態度不同於以往，要與之劃清界限：
十四年來，我不幸從事這一職業，卻未染上它的陋習，嫉妒、算計、甜言蜜語，一刻不曾靠近我的心靈。我未因外界迫害和不幸的遭遇變刻薄，放棄這門職業時，我像開始那樣心靈健全。[253]
1767年5月，回法國後，他與喬叟（Edmund Jossop）仍說要遠離文人界，這一行當違背他的性情，“我現在不再是文人，以前是，卻給我帶來不幸”[254]。而進入文學共和國前期，他刻意向人展示自己的喜好與音樂才能，在沙龍聚會時朗讀詩歌，竭力維持公民的身份，而一路的遭遇讓他體會到人心的晦暗。所謂的理想，不過是生存競爭的托詞，所謂的榮譽，不過是投機者的獵物。
法國舊製度粗暴對待自由言論，所以觸及敏感問題的作品多匿名出版，或用假名出版。1751年，伏爾泰在柏林出版《路易十四時代》，署名為弗朗切維爾（M. de Francheville）；1775年，霍爾巴赫在《自然的體係》裏千方百計地隱藏自己，“手稿是在一位不具名的學者的藏書裏發現的，根據馬塔（Matha）先生的說法，寫作者是已故的法蘭西學院終身秘書米拉博（Mirabaud）”[255]。兩個名字都是霍爾巴赫虛構的，雖說出版地在倫敦，但更有可能是阿姆斯特丹。而盧梭在每部作品裏都署真名，惹下了禍患。1762年6月22日，法國禦前會議企圖緝捕他，他們很容易知道《愛彌兒》的作者是誰，他還寫過哪些作品。[256]盧梭素來以為勇敢者才會如此，“正直的人要對他的書負責，我在本書（《新愛洛漪絲》）卷首署名，並非掠為己有”[257]。考慮到青年盧梭對名譽的渴求，不排除他是想讓公眾知道那是誰寫的，他需要確定的身份，這對於一個在巴黎漂泊闖**、一無所有的日內瓦人尤其重要。然而，1766年5月後，他致信培魯時徹底變了：“給公眾一些時間，讓他們忘掉我。”不久，他又對忘年之交、日內瓦同鄉伊維農重複這樣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