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暴力起源以及哈貝馬斯的理論
啟蒙精神以新觀念變革舊風俗，而浪漫主義是變革理想受挫後的心理反應，退縮封閉。兩種風格若出現在一個人身上，他的生命會有更多的曆史意義。青年盧梭與晚年盧梭的不同風格是個人性情所致，也有風俗製度的影響，他在文學共和國的境遇裏有革命暴力的起源：個體身份不確定、啟蒙精神解體、國家治理失敗。這些問題多少會動搖現代人關於啟蒙曆史的樂觀想象。法國舊製度晚期的檔案像一灣秋水，水麵浮泛著暖的光，但越到深處越是暗，越是涼。
文學共和國是匿名的審判法庭，審判者無所不在，到處有他們的注視，卻不見其蹤影。行使審判功能的是一套現代理念：批判精神和追求真實意味著要揭露謊言，撕掉權力的幕布，實踐社會正義；獨立人格是要否定教權對心靈的控製，使之不敢隨意說教；後代、榮譽取代了君王的封賞和上帝的蒙恩，救贖原罪不再是生命的終極意義。1750年，第戎科學院為盧梭頒發道德獎時對於文學共和國的審判功能已有所認識：“像王國的其他科學院一樣，它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決定要接受公眾法庭的裁判。”[320]舊製度下的開明人士也重視它的力量，1775年，馬勒澤爾布賦以其具體含義：
一個獨立於所有權力，並為之敬重的法庭出現了，它珍惜一切才能，為正直的人判決。在這個開明的時代，在每個公民以出版物向整個民族發表觀點的時代，誰有指導他人的才能，打動他人的天賦，也就是文人，就處於公共事務的中心，像古羅馬、古希臘的演講家在公共集會的角色一樣。[321]
文學共和國的審判功能受司法體係的影響，“關乎公共利益或私人利益的事都要辯論，遵守公開的模式”[322]。巴黎律師界愈加自立，組建自治聯合會，傳播新式的政治理念，1750—1775年在64篇有影響的辯論文章中，43篇出自巴黎律師之手。[323]他們是舊製度的批評者，但不像文人一樣訴諸普世原理，而是法律程序，遵循法律本初的精神。律師界的語言風格影響到文學共和國，盧梭休謨之爭時，法庭辯論式的措辭“被告”“證據”“程序”等改變了事件的私人性質，“輿論法庭的隱喻充分發揮了作用，所有的言行都是在證明或辯護”[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