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諜製度以獨立自由的精神為專製權力獻祭，破壞了社會成員之間的信任。政治批判本來就是動輒得咎的事，對關鍵問題避而不談會被人指責，而一旦涉及又會觸怒希望維持現狀的實權派。加之舊製度的保守性，公共輿論因此有不健全的傾向，人們見麵時盡量不談論宗教、政治、道德，以及當權者、有聲望的團體和略有地位的人。《秘密通信報》上多是奇聞逸事、滑稽劇和討巧的故事，不嚴肅、不真實，“在這個違背常理的世紀，**與卑劣大行其道，法國人隻關心細節、麻煩事、無聊的陰謀”[389]。而那些不滿現實的人將批評諷刺融入色情故事，以**的表象掩蓋嚴肅的真相。在18世紀的書商慕維蘭（Mauvelain）與納沙泰爾出版公司的交易書目裏：186部宗教書籍中的126部是諷刺作品；319種政論作品中的146部是誹謗作品；206部色情小說中的49部是反教會的；285部一般性作品裏有178部是流言蜚語，諸如《教會的不寬容》（L’Intolérance écclesiastique）、《教皇旅行故事》（Histoire des voyages des papes）、《巴士底獄回憶錄》（Mémoires sur la Bastille）。[390]烏托邦文學更流行，那是虛構的批判語境，將理想製度安放在遙遠的海島上，民眾閱讀時會忘記現實，沉迷於未來如何美好的幻夢。烏托邦文學對抗的是天主教的贖罪理念：一個人在世俗生活中曆經苦難，不合情理，卻是注定要承受的，他隻能在虔敬中等待最後的審判。烏托邦文學源自現實苦難，但它不想直麵苦難，並拒絕苦難的意義，有時要逃離，所以難於實踐。
舊製度晚期的法國到處是秘密，從陰暗的巷子飄出來，從咖啡館飄出來，鑽進耳朵，擾亂理智與情感，然後控製人的嘴唇。報刊樂意用“秘密通信”“秘密回憶錄”之類的名稱，批判政治和宗教弊端時將現實化為寓言，在虛構的語境裏指桑罵槐。在封閉的社會，文字介入政治時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有人不辨是非，濫用它的名聲，結果文字被視為擾亂人心的禍患。1768年，盧梭休謨之爭後不久，《盧梭休謨是非辨》追溯了公共性（Public）的源頭，“它是古代的樹，自世界誕生之日就已種下，無數次枯榮後生發茂密的枝條，與主幹相連，它追求正直，為真理主持公道”[391]。但在舊製度下，健全的公共性有違權力說教就會被驅逐，鑒於此報刊采取了隱晦的說理方法，“為了作者的人身安全，編輯有必要隱藏真實”[392]。接觸不到真實的人渴望了解真相，而匿名作品能滿足好奇心，作者又可免受責罰，於是大行其道。《文學選編》和《秘密通信報》上就有很多此類的文章，《軼聞報》（Anecdotes）以更隱晦的方式為匿名作品辯護：“我們為公眾奉獻的秘密信件是為了勾畫各種諷刺場景，若沒有它們的映襯，很多事實不會讓人覺得有趣。”[393]這一類場景符合福柯的論斷：所有文章，不論體裁、形式還是價值觀，都是匿名的低語，文本裏沒有作者信息，讀起來像在夢幻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