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1年10月，製憲議會解散，新成立的立法議會忙於現實問題，革命話語雖未改變敬仰盧梭的基本方向，隨後主政的雅各賓派也仍以之為精神向導，但共和二年（1794年7月）熱月政變後局勢就不同了，一切已顛倒，快得像幻覺。各地雅各賓俱樂部關閉，雅各賓派成了“恐怖分子”，有的被流放，有的進牢房，有的上斷頭台，他們的敵人從監獄裏光明正大地出來，不久前東躲西藏的嫌疑犯也自由了，而那些以暴力捍衛革命的人日夜提心吊膽，他們曾因對舊製度的憤恨破壞它的地基，此時風向變了，他們不知如何才能避免無妄之災。
此時的法國要麵對兩個困難：在民族精神上，它像個曆經磨難的瘋子，“幾番放血、淋浴和挨餓，病是治好了，但身體虛弱”[221]；在私人生活裏，劫後餘生，人的心裏隻有百無聊賴的希望，亢奮卻無力，高貴的政治理想不再為人惦記，巴黎到處是舞廳，“上斷頭台的人的兒子與殺他父親的人的女兒跳起了舞”，那些財富新貴“樂到發狂，樂到渾身打戰，像在墳堆上跳舞”[222]。在反對恐怖、要求懲罰恐怖分子的訴求中，死去的馬拉受到粗暴對待，卡魯塞爾（Carrousel）廣場的馬拉紀念碑被拆除，保守派的民眾將之踩在腳下，辱罵他，“為告別恐怖政治而高興，又為在恐怖時代所受的驚嚇而懊惱，總之心情複雜”[223]。在巴黎的劇院裏，羅伯斯庇爾的角色一上台，觀眾立刻辱罵他。盧梭的曆史命運逆轉，之前他是革命精神之父，而民眾在激進時代忍受的是邪惡、腐化與不道德，就指責他的壞影響，“正義的複仇推倒了在盲目感謝中為他豎立的紀念碑”[224]。盧梭偶像化的進程瞬間終止，對他的理解回歸革命前的狀態，根據他的作品和性情重新認識他。這不意味著法國人會有共識，恐怖時代後擾亂的因素更多。關於革命是否終結，民眾多分歧，有人說革命已結束，有人說革命還未到來。以為革命未到來的是希望根除舊製度，以為革命結束的或是厭倦於暴力，要恢複舊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