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製度、風俗與人心相錯位的時代，盧梭的形象無處不在，塑造了法國政治話語的風格，同時又為之塑造。他的言行裏有癚妄、狂傲、憂鬱、詭辯和浪漫的瘋癲，有自然、質樸、美德、平等和民權，他的內心裏有啟蒙時代用民族語言寫作的熱情，以及為變革時代的人尋找心理寄托的願望。矛盾的精神存在於一個人格，又受製於不同時代的意識形態，誤讀更多。1766—1778年，他身處意見的王國，無法解脫；去世後又進入輿論的法庭，但他始終缺席；革命時代，他在政治話語裏複活，卻是一個任人擺弄的偶像。王權終結後，法國在百餘年裏政治意識忽左忽右，盧梭思想的破壞力為人憤恨，公共輿論裏出現了雙麵的盧梭：真誠與虛偽、古典與浪漫、入世與出世、保守與激進、自由與專製、科學與反科學、啟蒙與反啟蒙、革命與反革命、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法國學者羅蘭·巴特說，德國思想家萊辛“在18世紀是個正在完成、卻未完成的人，對於自己的時代，他是陌生人”。盧梭的境遇同樣如此，他的精神沒有凝固於某個事件，而是與時間一起流淌，在現代曆史的反複與進退中不斷有支持或批判的盧梭觀匯入，生命意義的形象為世俗道德、政治運動和偏頗的黨派紛爭所淹沒。盧梭的命運如尼采所說的“有的人是在死後才出生的”，直到1958年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成立，法國人的世俗政治理想實現了，往日的動亂積澱為曆史意義的圓滿，他的命運終於塵埃落定。
盧梭生前身後的動**命運關乎法國政治現代化之亂，但這是法蘭西民族的命運。專製製度成就一時的輝煌，卻堵住了現代化的路，輝煌優雅的儀式下是分裂的民族精神，語言虛浮，人的曆史感與現實感流於虛無。當它需要一個偉大的人物時，盧梭的幻象來了，他在變形，一次次成為革命的導師，但是除舊布新的熱望無力打破製度困境，反而舊亂添新亂。有人為此厭惡盧梭，以之為民族精神的恥辱，並想在曆史中抹去他的蹤跡，但這不現實，所以要接受他的存在，接受那些像他一樣在舊製度、啟蒙與革命年代裏身不由己的孤獨者，他們的故事裏有風俗製度與人心之亂的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