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時代公共輿論的缺陷
1766—1767年，盧梭旅英時曆經艱難，在報刊輿論裏進退不得，他的健康問題與失控的想象力改變了英國人對他的理解。他決定退出文學共和國，丟棄了青年時代的知識體係。在曆史意義上，那是從啟蒙者到浪漫派的轉變，在個人意義上卻有悲劇性，浪漫主義者的路會越走越難。休謨是盧梭幻想的受害者，起初他求助於公共輿論，徒勞無功，就以沉默應對流言，他晚年的《自傳》對盧梭避而不談。盧梭休謨之爭是18世紀公共交往的一幕，有人解讀為日內瓦哲學家與蘇格蘭哲學家的矛盾，有人視之為英國人對法國人的不友好。爭論是在七年戰爭後不久，民族情感加劇了兩國民眾的對抗，而在革命時代，法國人憶及英國人對盧梭的敵意，這一事件有了新內涵。這場爭論是西方文化史的主題。1910年，庫爾多（Courtois）發表《盧梭的英國時光》，去英國實地考察後再解釋他的生存境遇與心理的關係；1927年，波普爾（Peoples）發表長篇研究《盧梭休謨之爭》，注重檔案文獻和事件進程。[1]在新文化史領域，埃德蒙（Edmonds）和艾迪諾（Eidinow）的《盧梭的狗》講述盧梭與狗的故事，延續了英國的批判傳統。剛到英國時，休謨邀請盧梭參加宴會，但盧梭言行不得體，借口狗叫得凶而拒絕，他要為爭論負責，“心靈健康的人不能讓精神有問題的人康複，精神有問題的人卻會讓心靈健全的人發瘋”。紮萊斯基（Zaretsky）和斯科特（Scott）將兩人的矛盾視為啟蒙時代讓人困惑的事件，不隻與風俗傳統有關，還涉及他們的生活態度。[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