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70—80年代可以說是早期資產階級政治運動開展得最有聲有色的一個時期。在這一時期，運動的組織性大大加強了，民族主義要求提升到理論化高度，並運用到實際行動中。這一切促成了全印度民族組織印度國大黨的成立，它為印度民族運動的發展提供了領導中心，奠定了發展基礎。國大黨的成立標誌著資產階級的政治運動已發展成為印度民族運動的主流，資產階級已成為民族運動新的曆史時期的領導力量。
一、民族主義者的醞釀
自19世紀70年代始，民族主義組織出現統一趨勢，到80年代初，已明確提出成立全國性組織的主張，各地組織也在積極準備中。
蘇·班納吉堅定地朝這個目標努力。還在《艾爾伯特法案》的鬥爭尚在進行的時候，他就積極推動籌建全國民族基金的工作。之後，又前進一步，於1883年12月以印度協會的名義，在加爾各答發起召開第一次印度國民會議。參加會議的除印度協會在孟加拉各地以及在北印度一些地區的地方組織的代表外，還有個別孟買和馬德拉斯管區的民族主義者，參與人員相當廣泛。會議通過的決議包括：要求讓印度人參加國家管理，改革文官考試製度，擴大立法會議，實行地方自治等。此次會議向成立全國組織道路上邁開了第一步，從中可以看出孟加拉的民族主義者，正在以印度協會為基地，積極為建立全國性統一組織做準備。盡管如此，會議仍免不了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各地代表名額較少，實質上隻是“印度協會的一次擴大的會議”[6]，其權威地位僅限於此。
與此同時，其他地區的民族主義者也在積極推動全國民族主義組織的聯合，但他們不讚成蘇·班納吉以印度協會的名義召開全國會議的做法，而希望建立全國真正的聯合。在怎樣聯合，建立什麽樣的統一組織的問題上，輿論界提出了兩種主張：一種意見是孟加拉《印度之境》報編輯拉蘭德拉納特·森和孟買的一些年輕活動分子所主張的，建立全印國民大會，在各管區現有組織的基礎上，定期在各中心城市召開全國代表會議，由各管區民族組織派代表參加；另一種意見是馬德拉斯紳會機關報《印度報》編輯蘇·阿葉爾所主張的，成立民族黨。這兩種意見在許多報紙上公開討論，並未形成最後的統一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