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的急就章
1964年10月的某一天，祁龍威的學生小金來訪。其時祁龍威已經回揚州師院。小金是《光明日報》“史學周刊”編輯，此前我們已經熟識。我們聊起時下史學界的熱點，尤其是對太平天國重要將領李秀成的評價問題。
這是我一直都很關注的問題，我寫電影劇本《太平天國》就是以李秀成、陳玉成為主角。學界的討論圍繞李秀成被曾國藩抓住之後寫的供詞（即通常說的《李秀成自述》，以下簡稱《自述》）展開，有兩種傾向。一種以羅爾綱為代表，對李秀成盡量美化，認為李秀成在自述中說的那些向曾國藩求降的言論，都是他愚弄敵人的“偽降”，甚至把太平軍在天京陷落之後若幹地區的抗清鬥爭都歸於這一妙計的作用。這一說法確實塑造了一個光輝的李秀成形象，但是，何以證明李秀成的《自述》是“苦肉緩兵計”？羅爾綱提出了很多理由，但都建立在推測的基礎上，無法坐實，難以令人信服。
另一種傾向以戚本禹為代表。他在《曆史研究》1963年第四期發表了一篇《評李秀成自述》，對羅爾綱等人的美化傾向加以批評的同時，走向了反麵，一意抹殺李秀成，認為李秀成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蛻化變節分子，從一開始就缺乏革命理想，在困難時失去革命信心，充滿封建思想遺毒，背離本來的階級，貪戀珍珠寶物等等。戚本禹斷定，李秀成的《自述》“不過是為投降的目的而寫的自白書”，“美化敵人，必然要醜化自己”。既然如此，那他應該懷疑《自述》的史料價值，至少在論述中不可完全依賴《自述》。但是，他卻把《自述》當作了揭露李秀成一生缺點最主要的（幾乎是唯一的）依據，因此，立論同樣缺乏堅實的基礎。
以我的見解，羅爾綱和戚本禹都是在以無產階級的革命氣節為標準要求舊式農民領袖。前者是根據無產階級氣節標準為李秀成辯護，所以力圖把《自述》中的大量求降言論都解釋成欺騙敵人的“妙計”，以求維護這個英雄形象的潔白無瑕、完美無缺；後者則根據無產階級氣節標準要求李秀成，不惜處處貶損李秀成在被捕前的英雄事跡，力圖把他說成是一貫不堅定的而且有通敵行為的叛徒。因此，在我看來，他們雖然是兩個極端，但邏輯則完全相同：既然是英雄就必定不會動搖求降，既然一度動搖求降就必定不會是什麽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