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任校長之初，華師麵臨的另一個嚴峻問題，是與國外的交流嚴重滯後。教育部坦言：“華中師範學院的對外學術交流與學校的地位不相稱。”不要說與所有的大學相比，就是在教育部直屬的六所師範大學裏也都落後了。我們當時隻與一所國外大學有交流：愛丁堡大學。但不是英國的愛丁堡大學，而是美國賓州大學愛丁堡分校。與這所學校的交流，多虧了李紹崑先生。李先生在此任教，並負責對外交流。他對華極友好，盡力把對外交流的經費往中國傾斜，在中國高校中，因為他仰慕對墨子研究較深的我校詹劍峰教授，又盡量往華師傾斜。因此，我們對愛丁堡大學和李紹崑先生，打心底感激。
但對外隻有這麽一所交流大學，實在太寒磣。本來也不至於這般景象的。比如說，在我就任校長以前，因為雅禮協會與華中大學的深厚淵源，它已經願意和我校建立交流關係，教育部也同意了，但在校內卻被否決了。當時校內“文革”遺風猶存，“左”的影響較大，負責外事的前任副院長陶軍徒喚奈何。
為了改變這種“聊勝於無”的狀況，實現“一的突破”，我在1985年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帶了外事處的花海燕，到美國專門從事校際交流。當時華師外事處隻有兩個工作人員，一個是花海燕，男的；另一個是宋淑蕙，女的。那時出外交流的機會不多，因為我帶了花海燕，宋淑蕙還有點想法：“你光帶著小花，不帶我。”我說：“我帶著你，不方便呀。”我和小花一塊，為了節約開支，可以共睡一個房間，多方便。宋淑蕙素來敢於直言，風趣地說：“那你們就不怕同性戀嫌疑？”說歸說，小宋還是很努力地工作，她能理解學校的難處。我們同心協力，辦成許多大事，外間對這兩位得力助手，有金童玉女美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