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校友說，我在當校長的時候，對於上級的指示和政策，不同意的就不執行。我知道，這麽說的校友，是為了顯示他們的母校出了一個有風骨的校長，是對我的肯定。我確實非常希望大學能夠有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對於主流體製，不要跟得太緊，而要有自己的步伐。但是，說句實在話，作為一個體製內的大學校長，不可能真正做到“不同意的就不執行”。比較準確的表述應該是“有所為有所不為”。
“不為”的情況，大致有三種。
一種是公開地對上級的某些不當的決策持保留意見。比如說上任之初，省裏麵提出來要將副校長王慶生“掛起來”，我就是堅決反對的。通過學校常委討論，正式做出決定：尊重上級的處理，但我們並不同意。這其實是在履行黨員的義務。因為根據黨章，黨員有權保留自己的意見。
一種不為是陽奉陰違。比如，當中國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時，蘇聯曾經批評為“自由化”。曾幾何時，國人自己也用上了這一詞語，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出現過幾次“反自由化”的運動。接到這種文件，我總是應付了之，事實上並沒有反。因為我校沒有“自由化”可反。
一種是在內心抵製。很多事情，由上到下布置下來，雖不盡合理，但學校必須執行。對於這種事情，我隻能消極抵製，做不到“不執行”。比如說，有所謂“職稱改革”，表麵上是提高黨政人員的積極性，允許黨政人員往教學方向靠，結果很容易造成黨政人員在“政”與“教”兩邊都想撈好處，或者哪邊對自己有利就往哪邊靠。我深知其弊，因此對此事從來不親自動員，以示有所保留，但這不等於華師沒有從事“職稱改革”，也不等於“職稱改革”遇到很大阻力，因為客觀地講，能夠真正“不為”的空間不是太大。但至少有一點，我力求保持清醒的頭腦，凡事有自己的判斷，不是整天跟著“指揮棒”團團轉，對很多事情，確實也有所保留。我有一個為人的底線：絕不說違心的話。我的有些不為，雖屬於消極抵製，事實上是在堅守這一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