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海外訪學，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美國度過的，先後工作過的大學有三所：普林斯頓大學（1990年8月到1991年6月）、耶魯大學（1991年7月到1992年3月）、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1992年3月到1993年6月）。1993年6月，應熊本縣和東京辛亥革命史研究會等單位邀請訪日，8月從日本赴台，1994年3月重返武漢。
剛到美國的時候，“六四”的影響還在，美國人的反華思潮正盛，以致我原本準備開設的中國史課程幾乎完全沒有人選。那時恰巧餘英時已從耶魯來到普林斯坦，他與我在金大的兩位學長，牟複禮與陳大端對我關照最多。美國有一個“人權委員會”，打“人權”牌，專找共產黨麻煩。有一回，該組織的一個成員找到我，要采訪我。餘英時代我嚴正拒絕：“章先生從一開始就說了，他訪學結束之後，是要回國工作的。”我很感激餘英時。如果接受了該組織的采訪，被他們一渲染，那問題就鬧大了。
我確實看到過誇大其詞的報道。比如說，有一個以前在《人民日報》工作的年輕人，逃亡到美國之後，為了表達對王軍濤的感念，寫了一篇文章，說在華中師範大學，王軍濤受到我的重用，辦班就像辦黃埔軍校一樣，“一期”“二期”地往下辦，為民選儲備人才。王軍濤在華師辦學，那是正常的專業培訓，怎麽能以黃埔軍校相比附？他正在獄中，如此種種渲染，無中生有地拔高，豈不是給他添麻煩？我看了很生氣，曾經通過一定渠道提出抗議。
我平生不喜寫日記，但出國那段時間，我寫了日記。因為到美國之後，發現環境相當複雜，尤其害怕有關媒體信口開河的報道，回國之後無法澄清，寫點日記，可為日後查證。
其實，我也曾經是個被開除的學生，與一些年輕逃亡者的接觸，還是挺愉快的。比如說柴玲，她在美國就頗低調。我在普林斯頓時，她正在該校求學。和有些逃亡之後四處演講攻擊中共的人不同，她較少出頭露麵，隻是踏踏實實地學習英語，並做升學準備。在普大校園，我有次看到她牽著一條小白狗，忍不住問她：“柴玲，你為什麽要養狗？”她說：“我與外界交往較少，養條小狗，可以練習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