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三年期間，也曾數度離開美國，到別處參加學術活動。1991年是辛亥革命80周年，這種出行就更頻繁一些，先後去過韓國和法國。韓國之行尤其印象深刻，因為那是在中韓正式建交的前一年。
邀請我赴韓的是漢城大學（今為首爾大學）的閔鬥基教授。1981年在日本東京參加辛亥革命學術會議的時候，我就和閔鬥基認識了，發現他的漢學素養很好。後來，我們在美國、新加坡多次見麵，卻無緣在中國或韓國互訪。令人難忘的是，1986年在新加坡參加紀念孫中山的學術會議之後，東道主組織我們夜遊“小印度”（印度人聚居區）時，我們兩個暢談。交談中，他殷切提出希望到中國進行研究，我表示願意盡力促進，不過心中並無把握。我們談興太濃，東道主為外國學者提供的交通車已經開走也未發覺。夜已深，行人稀少，好不容易才攔到一部出租車回到賓館。
那晚交談的時候，我還認為，在中韓建交之前，我們是不可能互訪的。沒有想到，閔鬥基很快就獲派來華訪問，而且數年之後，在他和其他學者的多方努力下，又獲得韓國政府批準，組織中國現代史料學國際研討會，邀請駱寶善、張憲文和我三位中國學者參加。
我收到正式邀請函之後，立即持函前往紐約韓國總領事館申請簽證。當時中韓兩國仍無正式外交關係，但領事館人員對我這個大陸中國人好奇而又友善，窗口女職員第一次看到中國護照，都擠過來欣賞，並七嘴八舌地問一些她們感興趣的問題，諸如“浙江在中國的哪裏？”“杭州是否像天堂一樣美？”
不久，她們帶我到領事辦公室。領事李榮很年輕，恰好又是漢城大學曆史係畢業，因此顯得更加禮貌與熱情。他沒有循例詢問我本人的情況，而是希望了解中國史學界的現狀。我們用英語交談了半個小時，臨別時他說：“您的簽證沒有問題，一周後就可以寄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