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至1950年初，新生入校之後，教育學院奉命進行中南地區教育調研工作，將師生分成五個大隊，分赴河南、江西、湖北、湖南、廣東五省開展調研。我被分派到河南，負責信陽專區和淮陽專區。信陽靠近湖北，比較富庶，淮陽則比較落後一些，生活最為艱苦。
我那個隊有二三十個學員，大多受過高中教育，有些還已經讀過一兩年大學。他們把革命大學看得很神聖，興高采烈地報了中大教育學院，也算是參加革命了。沒想到，一入學就先從事社會實踐，並且還被分到瘠苦地區。
對我而言，那點苦算不了什麽。加上革命熱情高，因此，工作中出現了一點“左”的傾向。我想著自己能跑，大家都是來革命的，應該也能跑，因此從一開始就強調向紅軍長征學習，一個月內跑了11個縣。若在鐵路沿線，當然可以坐火車，有的地方則可以坐汽車，但大多數地方隻能靠雙腿。
每到一個地方，首先要見教育局局長，或者主管教育的第一線領導，然後再深入當地的學校開展調查。由於我們是中南局派來的，又曾經是從河南南下的，因此大家相見，都非常親切，願意盡力協助，並提供關照。
但是，畢竟還是辛苦的。對於有些從武漢市來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而言，就更加苦不堪言了。每天要走很多路，吃得也不好，經常要吃粗糧、雜糧，油水也比較少，更不要奢望零食和水果了。白天忙於調查，晚上有時還要加班，整理文獻，做小結。他們滿懷浪漫地來上革命大學，沒想到革命這麽辛苦。
終於，有一天晚上，他們發難了。發難的方式是“清君側”。大概因為我總是帶頭工作，吃得苦，又是個“老幹部”，因此沒有把矛頭直接指向我，而是指向了我依靠的副隊長。副隊長也是一名大學生，善頭表達，會應酬，而我對於應酬還很不習慣，因此在與地方幹部交往、開座談會等時，我都讓他來代表發言，為我分勞甚多。發難的時候，大家就重點批評他，指責他脫離群眾，愛表現，隻做一些門麵工作，無視群眾疾苦，不能將大家的心聲向隊長反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