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此天寶初，玄宗皇帝創開甲第，寵錫燕戎。無何，貪狼睢盱，豶豕唐突。亦既梟戮，將為汙瀦。肅宗皇帝若曰：其人是惡，其地何罪。改作洞宮，諡曰回元。乃範真容，以據正殿，即太一天尊之座，其分身歟。[119]
肅宗在回元觀塑造老子真容的舉動，大約不無厭勝之意，借助政治空間的重構，宣示了與安祿山的決裂。另一方麵，檢索史籍，亦不難注意到，在安祿山叛亂後，唐代官方文獻及稍後編纂的實錄、國史中已固定地將安史稱為“逆胡”[120]，這一蔑稱具有官定的色彩。這些舉措的推行無疑都有彰顯唐、燕兩個政權之間勢不兩立、形同水火的意圖，這種對立同時也成為現代史家理解安史之亂的重要起點。但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截然對立的形象大都是在安史之亂後才漸次生成的，從行用安史年號墓誌透露出的信息來看，起初並非如此。
在安史治下的洛陽，原有士大夫的人際網絡依然得以維持，唐室忠烈與安燕新貴之間並沒有那麽壁壘分明。如上文提及的因參與河北諸郡起義而被殺的司馬垂，死後家徒四壁，“公前後秩俸給孀孤吉凶之費，餘悉為舅氏塞債。及啟手足，笥無具製，廚無盈炊”，賴舊友燕禦史中丞獨孤問俗的襄助才得以順利下葬，“禦史中丞獨孤問俗，公所親重。經營喪事，歸葬河南府”，可見雖分屬兩個陣營，並未傷及私誼。[121]同樣，李華作為安史政權的中書舍人，亦不避忌先後為司馬垂、姚辟兩位唐之忠烈撰寫墓誌，並盛讚因密謀反抗安祿山而被殺的姚辟是“危不忘本，死不逃法”的仁義之士。姚辟雖因反對安祿山而被殺，並連及家族，但最終仍被允許收斂安葬，“聖武二年有詔：原前後坐法者，仍許收葬”，透露出政治氣氛仍有放鬆的時候，而為其操辦喪事的“君之故人殿中侍禦史彭城劉為幹等數人”，恐怕也是陷偽的唐舊臣。[122]事實上，如本書第二章所述，在安祿山攻陷兩京之後，有大量唐舊臣陷偽，搖身一變成為新政權的顯貴，時稱“為賊所汙者半天下”[123]。盡管這些唐舊臣並未真正躋身燕政權的決策核心，但如陳希烈、達奚珣之輩皆被授予高位，安祿山無疑也樂意利用這些玄宗朝的名臣顯宦來裝點門麵、邀買人心。在此背景下，兩個政權的文臣群體實有相當的延續性，原有社會網絡也依然得以運轉如常。因此，本章借助墓誌所透露出的零散信息對士人心態的索隱，所勾勒安史治下兩京社會的“變”與“不變”，也應當放在這一大的時代背景中來加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