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人對建築多半不大感興趣，當我說我對文物感興趣時，他們就會帶我去看古代的石碑。
——梁思成（費慰梅：《中國建築之魂》）
自宋以降，中國便已形成了金石學研究的傳統[1]，入清之後受乾嘉樸學之風的激**而臻於全盛；20世紀以來隨著各地大量基礎建設的展開，新出碑誌層出不窮，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構成了中古史研究推進的一大動力。這一綿延千年的偉大學術傳統，自然是當代學人所必須繼承、弘揚的寶貴財富。但亦需指出，傳統金石學的研究側重於將出土碑誌與傳世文獻相比勘，以當代的學術眼光而論，其不足之處大約有二，一是研究視域多局限於校史、考史、補史的框架之內，大體上仍將出土碑誌視為傳世文獻之附庸。[2]二是學者所重者乃是石刻上所存之文字，即無論是傳世文獻還是新出的甲骨、青銅器、簡帛、碑誌、文書，不過視之為文字的不同載體，因此很少有人關注碑誌這一物質形態本身在古人的生活世界中究竟居於何種地位。[3]
盡管傳統中國沒有出現金字塔、帕特農神廟、凱旋門這樣規模宏大的紀念碑式建築，但在中國的土地上並不缺少紀念碑。[4]自秦漢以降直至近世，各種以石質為介質，以述德、銘功、紀事、纂言等為目的的公共紀念碑[5]，以及神道墓碑、造像經幢、摩崖題名等較具私人性的紀念物，數目巨大，早已被天然地視為中國文化的重要景觀，其中曆經千年而留存於世者，亦不稀見。[6]這些紀念碑的撰述、興造、存廢無疑構成了古人特別是士人精英生活世界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若我們嚐試稍稍偏離傳統金石學指引的方向，索隱碑銘興造、磨滅、重刻背後的政治角逐，探究石刻安置場域中展現出的權力關係[7]，發掘碑文的撰者與讀者之間互動與張力，以此作為介入往昔的新入口，或許能發現不一樣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