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據城市中心位置的德政碑，無疑是民眾注目的焦點，特別是在兩京以外的城市中，沒有了壯闊雄偉的宮殿廟堂、巨大規整的城坊布局，在一個被簡化與縮小的空間尺度中，德政碑所占據的位置更為耀眼。我們暫且將目光移出兩京這樣的禮儀之都，設想在前現代的物質條件下，一個長期身處帝國邊緣的庶民，如何來感知到國家權力的存在。改易正朔、大赦改元、頒曆授時、避諱更名、誕節國忌這些國家典製上的變化，無疑會通過詔命的傳達及對民眾日常生活的滲透[123]，使人們感受到國家權力的無所不在。而分布於帝國各地，可以被民眾閱讀、觀看到的德政碑[124]，則作為一種物質性的存在，展現出國家對地方社會的關注與引導。德政碑不僅是帝國體製下理想政治秩序的象征物，同樣也成為普通民眾感知國家權威存在的重要渠道之一。
為去任地方官員立碑頌德的傳統，至少可以追溯到漢代[125]，除此之外，漢晉時期祈報神祇的祠廟碑刻，往往會稱頌地方官德行，多少也涵括了德政碑的功能。[126]但到了唐代，這一最初或淵源於地方社會，帶有民間自發性質的立碑紀念活動，麵貌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其中最關鍵的是立碑的性質從“私”到“公”的轉變，漢代頌德去思之碑，往往由地方耆老故舊自發聚集所立，其間並無國家權力的身影。盡管唐代德政碑請立的過程中仍保留了民眾上請這一要件，但必須經過有司覆按政績，得到批準之後，方許立碑。而且重要官員的德政碑往往由朝廷差官撰文，整個頒授程序已被納入國家的行政體製之中，成為考課、獎勵地方官員治績的一種手段[127]，具有鮮明的官方性質，因此德政碑成為國家權力滲入地方社會的象征物。從唐代德政碑頒授的實況來看，背後反映的往往是地方與中央之間的權力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