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引
安史之亂公認是唐王朝盛衰的轉折點，一直為學者所矚目。但目前傳世文獻中關於安史之亂的記載，大體本自唐王朝的立場，將安史政權斥為叛偽，論述帶有鮮明的尊唐貶燕色彩。中國古代史籍的撰述，本來就帶有建構政治合法性的目的，采取尊某一王朝為正統的立場本屬常態。[1]但對於當代史家而言，王朝正統觀念籠罩下的史學編纂無疑是一種選擇性的記憶，通過對史料有意識地擇別、剪裁，構建出有利於唐王朝的曆史敘事，這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我們深入理解安史之亂的社會背景。正如陳寅恪早已指出的那樣，在安史之亂平定之後，河朔三鎮如何得以長期自立於唐廷之外，形成長安與河北之間的政治對立，以及“俗謂祿山、思明為‘二聖’”的社會心態[2]，所反映出的文化風貌及背後的社會基礎究竟為何[3]，若要解釋這些關涉中晚唐政治、文化變遷的重要問題，仍需上溯至對安史叛亂爆發時基本支持力量的構成、河北地區的社會結構及民眾心理等問題的探討。
因此，使用安史年號的墓誌，作為“當時性”的材料，其表述的內容是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安史政權立場的反映，成為我們研究新的切入點，值得思考。[4]凍國棟較早注意到這一問題，探討了行用安史偽號墓誌所反映出的吏民心態[5]，但較為遺憾的是早年發現與安史有關的墓誌，誌主基本是中下層的官民，其間並無涉及安史之亂的重要人物。新近發現的安祿山謀主嚴莊之弟嚴希莊墓誌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憾，趙君平、張忱石等先後撰文考釋[6]，引起了學界的關注。最近，筆者蒙中華書局徐俊先生惠示嚴莊之父嚴複墓誌的拓片[7]，內容涉及安史之亂的不少重要問題，恰可與嚴希莊墓誌相發覆，故不揣淺陋，撰文考釋，以求正於方家。嚴複墓誌長、寬各90厘米，32行，滿行32字，為討論方便，先據拓片錄文如下：